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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暴众心理学（第2页）

泰弗尔和他的研究团队发展出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以探究通过离间和建立嫌隙使人变得极端化是多么容易，且这种离间无须有力的支撑即可实现。研究者将64名彼此熟悉的男孩聚在一起，这些孩子都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所寄宿学校，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些男孩每8人分成一组，在实验第一阶段，每人都看到40组黑点，每组中黑点的数量各不相同，接着所有男孩都被要求猜测看到的每组图中黑点的数量。同时研究者还给这些男孩提供了一些该实验目的的虚假信息。接下来，这些男孩被告知他们将参与另一个完全无关的实验，而这第二个实验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了解这些男孩同某一特定团体建立身份认同的难易程度。研究者告诉男孩们，为了省事，他们被分到两个大组中，分组的依据是他们在第一个实验中猜测黑点数量的答案的相似程度：猜多了的男孩分为一组，其他的男孩被分在另一组。而事实上，这些男孩是被随机地分配到了两个大组中。但仅是基于这个无足轻重且虚构的分组标准，男孩们就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内团体和外团体的观念。

现在男孩间的团体纽带关系已经建立，接下来的实验测试了他们在歧视外团体时展现出来的偏心程度。男孩们被要求将一定的财务奖励和惩罚额度分配给其他男孩，被奖励者或被惩罚者的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能够知道他们是属于“猜多了的男孩组”还是“猜少了的男孩组”，每个进行分配的男孩都不会从分配中获得任何好处，因此这些分配决策不会受男孩们的利己心所驱动。实验结果表明，男孩们持续地偏袒内团体的成员，给属于内团体的男孩的奖励份额总是多于给属于外团体的男孩们。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泰弗尔及其团队接下来又根据所谓的“对外国画家的喜好倾向”将男孩们进行了分组，更喜欢保罗·克利的为一组，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虽然孩子们并没有被告知这两位画家的名字）的为另一组，实验的结果和此前的实验基本一致。当孩子们可以选择是给所有人最大收益，还是仅给内团体的成员最大收益时，男孩们倾向于偏袒他们的内团体成员。泰弗尔的实验显示了要想营造一种对团体的忠诚感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即便是建立在看似荒诞的黑点组合或艺术喜好的基础上。至少从利己的角度上，我们看不到明显可以解释为何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能建立某种亲近感的原因。这强化了勒庞及赖希的理论，即我们必须从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角来观察，才能理解群体或暴众的行为。我们不能仅靠观察个体成员的行为来试图理解集体型从众，因为个体成员随时愿意歧视性地对待外团体的成员，虽然这么做对这些成员个体而言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可以说，对集体型从众来说，团队的目标才是至高无上的。

泰弗尔的发现是否适用于更普通的场景，如选择留胡须或者在头上梳一个发髻呢？这些简单的选择对于建立身份认同很有帮助，这个事实本身就和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理论不谋而合。现代嬉皮士就是鲜明的例子。看起来这些嬉皮士不拘一格，事实上他们是在抗拒外团体，并强烈地认同和顺从着某个特定的内团体。他们仅是在模仿一个内团体小圈子中相同的穿着打扮，遵守着（非主流的）准则罢了。带着泰弗尔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在前一章中介绍的经济学家口中的身份概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经济学家关注高成本的信号，例如痛苦的永久性面部刺青。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果对自己没有好处，谁会愿意承担巨大的（身体上的、经济和或金钱上的）代价呢？在身份认同经济学模型中，内团体成员相信，那些承担了肉体上和经济上的代价、花大力气在脸上留下刺青的人是真心实意地重视其团体成员的身份。总之，代价高昂的信息更有经济价值，因为他们的可信度更高。然而，泰弗尔的发现削弱了这一经济学模型的可信度，因为泰弗尔及其同事证实，即便个体不向他们认同的团体释放信号，也可以在个体间建立团体身份认同感。虽然嬉皮士和其他叛逆者希望将自己标榜得与众不同，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以说服他人。更宽泛地说，身份的建立并不一定需要基于鲜明有力的政治或道德说辞。通过装模作样地效仿叛逆者的穿着打扮，其实就可以实现和在脸上刺青差不多的效果。当记者兼博主埃兹拉·克莱因在回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嬉皮士在音乐节上的行为的评论时，克莱因如是说：

克鲁格曼认为，嬉皮士通过蔑视传统的着装规范，来表达对普通资本主义世界的抗拒。但我认为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嬉皮士是在通过对传统着装规范的蔑视，来显示他们对普通资本主义世界的掌控……正如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Thiel）写道：“永远不要投资给一个穿着西装的科技创业公司CEO（首席执行官）。”注释标题EzraKlein（2015），‘OnPaulKrugman’sTheoryofHipsters’，Vox，27July.http:.vox.20157279049025paul-krugman-hipsters（accessed7September2017）.

至少表面上看，嬉皮士可以不花什么代价就向潜在投资者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充满创意的非主流。在商业社会之外，当我们想要加入某些由其他盲从者组成的团体时，我们可以向他人释放信号以证实我们加入该团体实至名归，而这并非难事，我们无须花费任何有形或无形的成本就可以成功加入某一团体。这样，集体型从众行为就可以顺势而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甚至都不用费神去仔细思考，他们到底加入了什么团体，又是为何加入。

夜晚的暴徒

身份构建对于团体心理和暴众心理有着怎样的影响？学者及政策制定者都对这个课题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我们的夜间生活常常都和潜在的暴力和反社会团体行为有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莱文（MarkLevine）对于人们在夜间（尤其是酒吧关门打烊后）发生的经济互动行为产生了兴趣。在过去，政策制定者假设，酒吧都同时打烊会带来室外暴力的升级，例如2003年，托尼·布莱尔执政的英国政府就放松了一些许可法令，允许各酒吧每天逐个地关门打烊，以减少同一时点街上不守规矩的醉汉的数量。政府官员们认为，如果许多醉汉同时涌上街头，那么发生暴力事件的概率就会大增。

莱文和他的同事重点关注了一个假设，即夜晚发生的暴力事件常常并不是单个暴徒之间的斗殴，而更多是和内团体同外团体间的冲突有关。挑事的人常常是为了向他们的内团体成员炫耀，或是对外团体成员进行威胁，而这种诉诸暴力的冲动欲望往往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越发强烈。换句话说，这些暴力行为是一种从众的集体之间矛盾的爆发，相互冲突的集体都有各自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无法轻易地在团体个体成员这个层面得到解释，但是在暴力冲突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从众行为是集体性的，而非以利己为导向，任何个体能否从中获得个体层面的收益，与这些暴力冲突的发生并无明显的关系。

为了测试他们的假设，莱文及其同事将目光集中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三座城市中，他们邀请了53名受访者，举行了20场聚焦小组的访谈。受访者包括学生、手工作业者及零售工人和几名假释在外的犯人。通过访谈，研究者收集了共计77个受访者作为参与者或旁观者亲身经历的暴力冲突事件，研究者希望获取第一手信息，因此只采纳了亲身经历者的叙述。他们的发现可以说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比较罕见，反而在同一个内团体的成员之间的斗殴更是司空见惯。一个受访者评论道：“彼此之间太熟悉了……他是你兄弟，而你又喝多了，然后就起了冲突动起手来了。”群体内部的纷争一般被诠释为善意的戏谑行为，很快能得到解决，而一旦解决便被忘诸脑后。

当与外团体的人发生争斗时，情况就严重得多了。团体间的暴力常常是由暴众心理及团体利益所驱动的，与团体内个人的独立行为无关。莱文的受访对象之一描述道：“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帮子人的事。”另一个有趣但也许出人意料的发现是，许多的受访者都认为警方干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这些从众聚集而成的团体某种程度都有自我约束的机制，体现了人们强烈地想要帮助受困的他人的社会本能。通常，一场斗殴的旁观者都能在干预和避免暴力升级上起到有效的正向作用。莱文及其同事也注意到，在夜晚外出时，人们会互相照应，看着自己的朋友不让他们喝得过多。因此，尽管暴众和盲流会部分导致暴力升级，但他们也有自我监督和约束的能力。莱文及其同事总结认为，群体可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夜间聚集的群体并非一边倒都是坏的，事实上警方在发生冲突时的介入也许只会扩大暴力和冲突发生的概率，因为此时警方可能只是加入争斗的另一个外团体罢了。

同伴压力

我们已经看到，暴众心理反映了个体和团队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关系。身份构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们认同内团体和排斥外团体的程度解释了不同团体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与我们的内团体建立纽带关系，但是否有其他的心理学原因可以解释我们如此轻易顺从的倾向性呢？是什么促使个体选择模仿他人的行为举止，即便这种选择和个人的道德准则或个体利益都不相符？团体需要想方设法强化其行为和准则，以确保成员将团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同伴压力在确保团体、群体和暴众集体的凝聚力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SolomonAsch）进行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开创性实验，以显示同伴压力对团体的作用。和泰弗尔一样，阿施也是犹太裔的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但是阿施全家在大屠杀之前就离开了欧洲，20世纪20年代移民到了纽约。阿施在美国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成了一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学者。到了20世纪30年代，阿施了解到了希特勒对德国民众催眠式的影响力，并猜想纳粹的宣传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触及了人们潜意识里的恐惧和无知。进而让阿施产生研究兴趣的是，我们在面对社会影响，尤其是在消化包括政治宣传在内的新信息时，是多么容易受影响。阿施曾向同事叙述他儿时的经历，解释他对顺从性这一课题的独特兴趣。在一个逾越节（Passover）的晚上，还是孩子的阿施被允许不像平时那样早早就上床睡觉，他看到祖父单独倒了一杯酒，而阿施的叔叔则解释道，这最后一杯酒是用来敬献给先知以利亚的。信以为真的阿施感觉真的看到那杯子里的酒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一部分。在潜意识里，他对来自家庭的集体压力做出了回应，相信了关于先知的迷信说辞，以为先知以利亚真的就从那杯子里抿了一口酒，事实是他的想象力滋养了他服从家族共同信仰的本能。

阿施及其团队为了测试“同伴压力”而设计了一个叫“直线判断测试”（见图3）的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探究人们是否会因为感受到来自身边同伴的（真实或是臆想的）压力而被误导，从而在简单的问题上犯错。阿施的实验之后又被广泛复制和调整，其实最初的实验设计相当简单：研究者找来7~9名男性大学生，将这群人聚在一间教室里，并给每位大学生展示两张卡片，我们姑且称作卡片A和卡片B，其中卡片A上画着一条直线，而卡片B上画着三条长短不等的直线。被测试的学生被要求从卡片B上的三条直线中选出那条长度和卡片A上的直线一样长的线，并且他们需要逐一向所有人公布自己的答案。接着同样的动作被多次重复。

最开始两轮，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任务本身真的没什么难度）。然后从第三轮开始，场景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名学生惊讶地发现，他从卡片B上选出的直线竟和所有学生的选择都不同。他不知道的是，研究者已经事先私下叮嘱了除他外的所有学生，统一给出一个错误的答案。这样一来，这名落单的学生就面临着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其他人的两难选择了。

一名实验对象被要求判断纵向的三条直线中哪条和横向的直线一样长，当所有人都回答是B时，这名被实验对象会如何作答呢？

图3直线判断测试

阿施及其团队选取了三所不同的高校反复进行这组实验，共计123名学生被置于落单选择的场景下，研究者在实验结束后也会和落单的学生进行沟通，以更多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应对这种两难场景带来的困惑的。有37%的学生改变了他们的答案，以和其他人的答案保持一致。学生们的反应因人而异，这也表明性格和情感在决定我们是否坚持己见、是否跟随效仿或选择叛逆时起到了关键作用。阿施及其团队根据情感回馈，将受测试的学生大致地分为几个类型：有些学生极为勇敢独立，似乎毫不担心成为落单的少数派，他们对主流观点没有很强的反馈，似乎很容易就能消化和快速适应他人的质疑，并且能够平静地保持信心和坚持自己最初的（也是正确的）判断；其他一些学生在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和困惑；另一群“持异见者”并没有更改他们最初的选择，但还是表现出了作为少数派的焦虑情绪，他们迷惑和不确信，仅是不太情愿地维持了最初的判断；最后，有一群阿施称为“极度易屈从人群”的学生，在大多数人的选择面前选择跟随改变，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在实验结束后的访谈中，这些屈从的学生给出了不同的诠释，有些将他们的错误归咎于其他学生，认为他人软弱盲从的举动误导了他们；有些学生以为这个实验也许是为了用视觉假象的伎俩迷惑他们；一组易于自责的同学将他们最初的（正确但和他人不一致的）答案归结为他们自身的愚蠢错误。阿施及其团队注意到，也许是潜意识的影响在作祟，屈从于多数人观点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低估了他们跟随多数群体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

对研究者而言，诠释阿施的实验结论并不容易。阿施及其同事观察到的顺从行为可以归因为两类社会影响中的一种。回顾我们在本书序言中论述过的内容，信息性影响指我们因认为他人行为中包含了有用的信息而跟随他人；规范性影响指我们更加隐性和下意识地屈从于同伴压力和社会习俗的需要，不屈服则意味着尴尬、冲突和困惑。顺从和保持一致则容易得多，尤其是当这种顺从可以最小化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时，至少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满足。

所以阿施的实验参与者是在回应信息性影响还是规范性影响呢？他们是否是因为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并因为社会习俗和某些社会心理因素而与集体保持一致？抑或如我们在前一章的利己型从众模型中提到的，实验参与者实际上是在试图观察和学习他人的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教授认为，在简单的问答中跟随他人给出错误答案，这同理性社会学习的理论并不矛盾。从理性的角度看，如果看到很多人都给出了和自己不一致的决定，人们或可弱化自身判断的重要性。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学生们使用了贝叶斯逻辑推理的原则以平衡获取不同信息。掌握了社会学习工具的利己从众者也许会合理地推断，所有人都犯错而唯独他是正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希勒援引了阿施实验的一名参与者的表述：“在我看来我似乎是对的，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一定是错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多人都是错的，而偏偏我是对的。”尤其当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又信心不足时，人们往往会高估他人判断的准确性。

希勒也提到，和阿施的实验类似的结论也存在于人同电脑的人机互动研究中。如果实验参与者的类似行为不仅限于人和人的互动场景中，那么也许这意味着个人社会压力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实验参与者实际上可能是在使用逻辑和推理工具去平衡他们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选择。但是万一这些实验参与者把电脑也当作真人一般对待呢？那希勒的解释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证伪的假设，我们可以用类似的逻辑将任何行为解释为理性之举，而没有任何实证依据对其加以检验。我们仅根据人机互动的经验，也无法客观地驳斥任何基于潜意识社会心理学动机而做出的心理学解释。也许我们很难想象怎样的实验可以彻底地将经济学诠释因素同心理学诠释因素区分开来，但神经学家给出了更深入的见解，以帮助我们解答眼前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决策冲突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章中会探讨，诸如脑断层扫描等神经学工具将如何为我们所用，以揭开这些难题的谜底。这些工具也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以探究盲从者与叛逆者的选择及行为是出于本能及情感，还是由认知及深思熟虑所驱动的，或二者兼而有之？

了解社会习俗

另一种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影响因素来自社会习俗。相较于同伴压力，社会习俗的影响力更加多样和持久，黏性更强，更难被改变。此外，即便我们不直接与团体接触，也可以感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力。问题是，如果社会习俗也可以在团体之外产生作用，那这种影响力源自何处呢？答案是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深层潜意识，也反映了我们儿时所受到的影响。孩子通过观察他人而进行学习，因而他们的行为常常是身边成年人的翻版，这种观察式的学习方法归功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模仿天性。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研究，并据此发展出了他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learningtheory）。班杜拉专注于探究认知在模仿，尤其是孩子对他人的模仿中扮演的角色。他发现孩子所表现出的侵略性的行为和孩子在早期观察到的成年人的类似行为存在关联。在他的实验中，班杜拉及其团队将一群幼童安顿在一个满是玩具的屋子里，并让他们经历了三个场景：在第一个“侵略性”场景中，与玩耍的幼童们身处一室的还有一个成年人，这个成年人在暴力地摔打玩具；在第二个“非侵略性”场景中，同处一室的成年人安静平和地玩着玩具；在第三个“控制组”场景中，屋子里没有任何成年人。班杜拉及其团队发现经历了第一个“侵略性”场景，有机会观察到成年人的侵略性行为的幼童们更有可能在玩耍时模仿成年人的暴力行为。孩子攻击性的行为和身边成年人的行为如出一辙，这显示了孩子的模仿天性对他们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将社会压力作为政策工具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诱因、心理学影响均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助长我们效仿和群聚的本能，但是这又如何呢？为什么理解这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它们的功用之一在于，人们容易屈从于同伴压力的倾向性可用作一种政策工具，以中和我们的一些行为给社区或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通过效仿他人进行社会学习还是集体决策，群聚从众都能带来对个人和集体都更优的决策。我们是社会性动物，一般情况下我们支持社会的行为会受到鼓励和褒奖，因此社会习俗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那些效仿身边伙伴选择和习惯的少男少女更有可能受邀参加最酷的派对。从纯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有时我们遵从群体习俗对个人利益是有好处的。社会习俗是建立在他人行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为我们展示了行为举止的标准。我们将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做比较，因为他人的行为会为我们提供行为经济学家所谓的“社会比较参照点”（socialreferencepoints）。我们将自身的决定同我们认为是团体平均、常规的决定进行比照，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大部分人就某个决定达成共识，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还有可能是因为成为某个团体的一员能强化我们的归属感。

从市场营销人员到政府政策制定者，许多组织都将同伴压力和社会比较参照点当作撬动盲从者顺从天性的工具。一系列的研究，包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针对节能数据分析公司OPower客户的一项大型调研，表明许多人（尽管不是所有人）如果认为他们的能源消耗量超过了他们的朋友和邻居的平均水平，都会倾向于减少他们的能源用量。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发现，如果纳税人被告知他们是极个别迟缴税款的人之一，他们就更有可能缴清欠款。尽管不能算屡试不爽，但类似的群体行为信息经常能起到敦促纳税者遵纪守法的作用。

在低收入国家，人类的这一本性还可以用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卫生习惯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人们都能使用公厕，杜绝随地便溺，那么疾病也可以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尝试，将同伴舆论对人们既有习惯的影响力作为政策工具，以改善卫生环境，尤其是在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欠发达农村地区。一个由社会研究员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团队认识到，当社会习俗及传统根深蒂固时，诸如补贴或罚款这样的正向或反向经济刺激政策对改变卫生习惯而言收效甚微。研究员也认为仅仅靠传授相关知识信息不足以改变当地人的行为。为了论证这些观点，研究员在印度的奥里萨邦地区开展了一个实地试验。他们将目标锁定在20个村子的1050户居民，针对他们实施了一个关于卫生环境、清洁水源和个人卫生的科普宣讲活动。为了证实仅靠普及相关知识并不足以改变固有的行为，研究员在试验中又加入了一层测试场景。他们将科普宣传活动和一个专门设计的环节结合起来，这个环节的目的就是试图直击人们的潜意识本能，撬动人们的社会情绪。他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社区引导公共卫生计划”中嵌入了一个“耻辱之旅”的环节，社区内的所有居民都一同绕社区走一圈，沿途点出所有卫生状况欠佳的地点。研究团队还绘制了一个“排污地图”，由村民协助识别出污物在村子里的分布情况，计算出污物量并与村民共享和讨论这些信息，同时向村民提供与这些污物的危害相关的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耻辱或补贴”（shameorsubsidy）政策由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资助，借助心理影响的力量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卫生设施。这个政策虽然备受争议，但实施效果很好。在某些村子里，公厕使用率从原来的6%上升到了约30%。公开的羞辱激发了人们的社会情绪，而同伴压力则改变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害的习惯。这个案例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典范，用来推广基于“社会营销”手段改善人们卫生习惯的政策工具。这里的“社会营销”是指把社会压力和同伴监督作为政策工具的委婉说法。但是这一做法从道德和政策后果的层面来看是值得商榷的。无论初衷多好，政策制定者通过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其行为进行操纵是否合适？不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至少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还是证明了，我们的盲从本能和易屈从于同伴压力的倾向性都可以被当作有效的工具，用来与包括税收和补贴在内的传统经济政策工具形成互补，共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这些解决方案的力量不在于抓住我们利己的一面，而是在于利用与我们潜意识社会心理相关的驱动力，包括我们易受身边他人影响的倾向性。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许多暴众心理能致使我们行为扭曲的方法，也探讨了这和集体型从众这一概念的关系。在集体型从众中，集体的行为是无法由其中个体的利己动机来解释的。心理学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从众聚集的群体似乎有着自己的意识和目标；为何个体在加入群体后，便会失去自我的意识。

我们效仿他人的行为，是基于逻辑推理和利己的考量，还是受到了某些潜意识的心理本能的驱使去模仿和顺从？关于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区别比较，考虑到我们在本章和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各式解释，我们对于经济学诠释和社会心理学诠释孰优孰劣有了什么结论吗？是否有其他社会学科能比经济学更好地解释集体行为？是，也不是。相较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多地关注个性、情感和社会习俗是如何以及为何驱动我们加入各类群体的。他们能够对集体型从众给出诠释，他们也探讨一系列其他更加发散和潜意识的力量。这些影响威力巨大，不仅体现在诸如琼斯镇那样集体性癫狂的极端例子中，也同样体现在更加稀松平常的场景中，我们为了加入某个团体而选择放弃个体自主权，无视我们的个人利益。但是，即便同伴压力、身份构建和团体影响对于理解暴众心理至关重要，我们还是不应该将经济学家的利己型从众模型抛之脑后。在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他人的选择是由更加直观、符合逻辑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所驱动的。此时，经济目标和激励因素也是重要的推手。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介绍一些行为学和生物科学的研究，涉及领域涵盖认知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和行为环境学等。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全新视角，能帮助我们理解盲从者与叛逆者。他们也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诠释结合起来。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更加海纳百川的通用理论，我们将对人类（决策和行为）的动机和驱动力有更广泛的认识，也就可以消除一些传统经济学利己型从众模型和社会科学集体型从众模型间表面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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