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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暴众心理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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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暴众心理学

是什么驱使一个接近900人的团体决定集体参与谋杀和自杀？这是1978年在圭亚那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屠杀之后，人们不得不提出的质疑。在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创立者，自封为“族长”的吉姆·琼斯（JimJones）的唆使下，他的信徒们先是谋杀了一名美国国会议员、三名新闻记者和一名叛逃者，接着又将“枪口”对准他们自己。父母喂自己的孩子喝下含氰化物毒药的果汁后，集体喝下混着氰化物和镇静剂的毒药自杀。吉姆·琼斯于同一天开枪自杀。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怎么有人会被操纵并集体犯下如此极端残暴、令人发指的罪行。琼斯于195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立人民圣殿教，这个邪教不断壮大并随后迁址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纪录片曝光了其内部的虐待和剥削行为。1974年，琼斯离开美国并建立了看似是农业合作社项目的宗教基地“琼斯镇”。许多信徒都加入了琼斯镇，但仅在4年之后，这些信徒就在至少表面上看是自愿的“革命自杀”中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这么多原本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人都听任一个人的摆布呢？这个问题不仅和琼斯镇大屠杀这个独立的暴力事件有关，也能和诸多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鉴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其间的种种暴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曾思考过为何如此之多的普通人在大屠杀的暴行面前，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其中。而这种极端的偏好和暴行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并非个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看到，其他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了在社会影响驱动下的破坏性暴力行为，尤其是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屈从于强权的倾向性。原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在其领袖的唆使下犯下诸多残暴的罪行，例如，对他人施以高压电刑和其他非人道手段。这些行为都无法用常规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因为这些模型中的人应该都是理智地选择群聚的理性、自律及利己的个体。现实的人类经验要混乱得多，而抽象的经济学模型无法模拟和描述现实世界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复杂性。在本章中，我们将超脱于井然有序的经济学世界，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盲从者与叛逆者。

集体型从众和群体的智慧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将从众行为解释为一种明智的策略。利己型从众也许会给团体、经济和整体社会带来麻烦，但是从个体的经济视角来看，跟随他人常常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另一种颇为不同的从众行为是集体型从众（collectiveherding）。集体型从众和利己的个体的所想、所需没有关系，而是关乎驱动团体的整体激励及目标。团体的构成方式通常是无法通过单个个体的视角来解释的。

虽然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形成的基础截然不同，但是两者也有共通点。在研究群体智慧的文献中，一些关于集体型从众的观点能够解释为何一个群体能够好似单个理性个体那样运转。相较于个体独自决策，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有时能够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群体智慧这一概念脱胎于18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尼古拉·孔多塞，其分析奠定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juryprinciple）的基础。作为我们是怎样将希望寄托在集体判断的智慧上的真实例证，这条定理时常被应用在陪审团身上。但是孔多塞最初的分析和陪审团可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非常抽象的数学公式推导：孔多塞最初假设有一对决策者，其中每个人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都略高于其犯错的可能性，即假设每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略高于50%。接着他将其他决策者加进决策过程中来，并分析会发生的情况。孔多塞的数学推导显示，决策者的数量越多，整个团体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也就越高。最终，随着最初的两名决策者变成了一整个决策群体，这个群体做出的集体决策的正确率将接近100%。如果这个群体中的决策者的数量无限大，那么这个群体的集体决策几乎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看起来这是个完美的结论，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与之相反的例子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孔多塞的数学推导同样显示，如果单个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略低于其犯错的可能性，即假设每个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略低于50%，那么集体做出的决策就没那么美好了。随着决策者的数量从最初的两名变成一大群，这个群体的集体决策的正确率将接近0，在第二个场景下，决策者数量无限大的群体的集体决策几乎一定就是完全错误的。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在我们的群体中的个体都是更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呢？美国心理学家大卫·布德斯库（DavidBudescu）和伊娃·陈（EvaChen）罗列了一些策略，利用更加睿智的一批人的智慧优化集体的决策。如何能将一个群体设计得符合孔多塞假设的理想状态，以确保群体的智慧得以施展呢？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所有不够睿智的个体排除在群体决策之外：忽略那些以前犯错次数多过正确次数的人的决策判断。布德斯库和陈博士通过分析综合应急评估（AggregateContingentEstimation，ACE）项目的数据来支撑他们的假设。ACE项目的数据库网站汇集了被称作“法官”的预测者的判断结果，这些自愿参与的预测者并不一定得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家，他们被要求对一系列事件进行预测，话题覆盖经济、政治、医疗和科技等领域。布德斯库和陈收集和分析从ACE项目网站获取的数据以评估1233名预测者从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间对于104个事件的预测结果，并根据预测者的预测准确性对这些“法官”进行打分。通过识别出表现最好的预测者，并淘汰预测准确率低于平均水平的预测者，布德斯库和陈显示他们的选择机制可以将预测的准确率提高约28%。

然而，将群体的智慧融入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并不容易。在他们的研究中，布德斯库和陈是以历史预测成绩为标准筛选出更优秀的“法官”的，但是在一个充满极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并不能轻易找到区分谁对谁错的客观评判标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另一个理论缺陷是它的初始假设，即所有个体的初始决策判断都是独立和没有相关性的，但考虑到人类效仿他人的倾向性，这也只能是一个理想化的测试假设。事实上，人们的观点更多时候是彼此存在相关性的，而非各自独立。这种相关性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专家和其他人可能已就某一既有定式达成了共识（例如认为“地球是平的”），彼此存在身份共识的人可能不需要客观理由就会彼此认同，而我们的思维偏好可能会导致我们无视客观的反面例证而对他人表示认同。

勒庞的心理群体

孔多塞的群体智慧是对复杂人类心理的简化数学分析提炼，它绕开了我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心理学驱动因素：个性和情感。趋同型人格的人会更多地跟随团体、群体和群众行动，性情乖戾的人叛逆的倾向性更强。情感也很重要。我们在感到不安时会选择群聚，或在担心做出错误选择而焦虑时会选择随大溜。在音乐会、派对和检阅游行时，我们加入“大部队”以感受喜悦。情感和性格会共同左右我们的选择，性格的特质事先决定了我们的情感导向，而这些情感进而决定了我们更倾向扎堆还是单飞。一个内向而容易焦虑的人可能会在感受到威胁时加入群体，但是他们可不会那么愿意参加一个盛大而热闹的派对。

古斯塔夫·勒庞是研究效仿心理在群体和大众身上的展现方式的先驱者之一。他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经久不衰，一直是大众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勒庞是一名法国医生，对社会科学范畴的各类学科都有强烈的兴趣，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他对暴众心理学的痴迷源自他对于在特定因素促使下乌合之众形成方式的好奇。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中将群体心理和政治运动强烈相关起来，这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不确定性。勒庞生于1841年，当1848年象征着西方民主转折点的重要革命爆发时，勒庞还是个孩子。随着推翻封建旧制、倡导民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国二月革命将革命的浪潮推向了其他欧洲国家。成年后，勒庞居住在巴黎，并经历了1871年短暂的巴黎公社革命政府的统治。作为对他亲眼看到的暴行的回应，他对政治起义运动始终持保留态度。在对暴众心理的描述中，他展现了对集体政治行为的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观点，但即便如此，他的心理学著作还是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荷兰心理学家、前激进主义者兼记者雅普·梵·吉内肯（JaapvanGinneken）认为，虽然勒庞的观念基本都是借鉴前人，但从西奥多·罗斯福到阿道夫·希特勒，20世纪的政治领袖（无论好坏）都深受其观念的影响。

勒庞曾受到法国社会学家让-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Jean-GabrielDeTarde）观念的启发。塔尔德认为我们受到有意识及无意识的诱因驱动而彼此效仿。基于塔尔德的这一洞见（效仿对于我们社会互动至关重要），勒庞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群体，即“有组织的群体”（organisedcrowds）和“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crowds）。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是随机聚集在某处的一群个体，一群按部就班、并无明显的共同诉求的普通人。有组织的群体规模可以很大，但却是无害的。但是有时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可以转化为勒庞笔下的“心理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众。暴众和有组织的群体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暴众自有一种危险的集体人格，而这种集体人格无法从单个群体成员的角度加以诠释。暴众中的个体都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个性和个体身份意识，个体的智力不复存在，因而暴众都展现出一种低于个体水平的低下智力：

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论是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情感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注释标题LeBon（1895），pp.11–12.

暴众的行为是鲁莽的，冲动和本能不受约束。对个体来说，他的“意识人格消失了”，一个一般情况下理智和沉稳的人将变得狂野和不守规矩，也更加容易受到鼓动，仿佛是这个暴动的群体正在对身在其中的个体进行催眠一般。另外一位维多利亚时期描述人群和暴众的著名作家查尔斯·麦基（CharlesMackay）对关于我们如何在群体中丧失理性的表述同勒庞的洞见如出一辙：“众所周知，人总是在人群中思考，也在人群中发疯，而后只能一个个地慢慢恢复理智。”

勒庞对于暴众生动的描述引人入胜，但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分析集体型从众，他究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诲就是，暴众并非个体的简单集合，所以试图用个人层面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来解释暴众背后的动因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实现。

弗洛伊德论归属

如果不是利己心，那么是什么鼓励我们加入某个团体或是一群暴众呢？我们无法利用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逻辑、具体动机和激励因素来诠释。结群从众能带给我们一种妙不可言的心理满足感。精神分析学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展出了一些关于我们同他人的关系如何影响我们精神生活的早期理论，包括冲动和本能是如何促使我们结群从众的研究。弗洛伊德的分析集中于潜意识在塑造我们的情感和选择上扮演的角色。在1920年的著作《超越快乐原则》（ThePleasurePrinciple）中，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人格发展受制于我们的生存本能（Eros）和死亡本能（Thanatos）的冲突。如他在1923年的著作《自我与本我》（TheEgoandtheId）中所论述的，这些都与我们人格中潜意识的各个层面，即“本我”“自我”“超我”有关。弗洛伊德对于有意识和无意识驱动人们行为的力量的分析显示，人格并非同质性的一个整体，在我们意识表面之下运作的心理能量引导着我们所有的决定，包括我们效仿的选择。在做出利己型从众选择时，也许是最为理性和审慎的“自我”在起主导作用；而在做出集体型从众选择时，也许是更加贴近原始本能、不那么理性的“本我”占了上风。

弗洛伊德将他的部分理论直接应用于对暴众和群体的分析中，显示出了他对于群众运动政治心理学的兴趣。在1921年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PsychologyandtheAnalysisoftheEgo）和1929年的《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两本书中，他进一步阐释了勒庞的一个论点，即我们在群体中寻求安全的同时也失去了个体的个性。同勒庞对“有组织的群体”及“心理群体”的区分类似，弗洛伊德也将“有组织的、人为的群体”和“普通群体”区分开来，而前者即是勒庞的“心理群体”概念的推演。当人们加入同一个群体时，就更容易受到共同的情绪和本能的影响，并同时失去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及存在感，即他们对群体的认同掩盖了对自身个体的认同。弗洛伊德接受了英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Trotter）在其著作中发展的观念，即群聚从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特罗特认为群聚从众是一种和自我保护、进食和性交类似的原始本能，而弗洛伊德则宣称我们想要属于某个群体的需求源自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想要加入团体或结群从众的动力都反映了我们归属感的需求，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质疑群体和离群索居一样糟，而离群索居则意味着焦虑。

特罗特观察到，独处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完整。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焦虑感在幼儿时期与之类似的恐惧中就已有表现。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种对于分离的焦虑以及更广义层面上的社会本能，其根源都是孩子对于父母的依赖。一个刚有了新的弟弟或妹妹的孩子会产生忌妒心，但是孩子随后会意识到，他们的忌妒心会有损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因此他们会将忌妒心转化为对新弟妹的亲情。孩子同新弟妹建立一种认同感，以调和忌妒心和对父母的依赖这两种情感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成年人是将这种孩童时代的冲突泛化为我们与其他成人之间的社会情感。我们将自己对他人的敌意转化为更加积极的纽带感。因此也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忌妒心让我们与竞争对手彼此产生认同感。这也成了群体精神（Gemeingeist或groupspirit）的基础。弗洛伊德用一个粉丝行为的例子来对此加以阐明：

我们只需想到这样一群妇女和少女，她们都以痴迷的方式爱着一位歌星或者钢琴演奏家，当他表演结束后她们紧紧围绕着他。她们每个人肯定都容易忌妒其他的人；但是当意识到她们人数是如此之多，不可能得到她们想要的爱时，她们便放弃了这种忌妒心，不是去撕扯彼此的头发，而是联合为一个群体行动，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还有可能高兴地分享他的几丝飘垂的秀发。原先的竞争对手，现在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地把自己和他人关联并互相认同起来……注释标题SigmundFreud（1921），‘TheHerdInstinct’，inGroupPsychologyandtheAnalysisoftheEgo，in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Vol.XVIII，London:Vintage，pp.117–21.

要想确保这些无意识的冲突得以发生，群体从众的所有个体追随者都必须是平等的。对弗洛伊德而言，这又和儿时的经历类似。如果想要确保孩子的忌妒心不过分膨胀，家庭中就不能有任何一个孩子得到过多的偏爱，弗洛伊德甚至认为这是我们对平等理念痴迷的根源所在。

格式塔心理学及心理社会学

弗洛伊德的理论启发了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去探寻团体和群体的本质。我们在前文中已强调过，暴众群体本身有自己的人格，这种集体人格与群体中个体的独立人格截然不同。只有首先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集体从众。像经济学家那样，将团体、群体和暴众理解为其中的利己个体决策的简单集和，是行不通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著《形而上学》中写道：“总体不再如前仅是堆砌，全部也和部分毫无关系。”这一理念在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科夫卡（KurtKoffka）的论述中也得到了验证：“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这一格式塔心理学的核心原则最初应用于关于视知觉的完形（visualperception）的讨论。当我们看一张图片时，看到的不仅是大量的像素和色点，还能在此之外看到一个（相较于像素及色点）颇为不同的物体的整体图像。视觉假象的工作原理是我们的知觉会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的观念也和群体现象有关：一个群体就好比是一幅画，而其中的个体就好比是一个个单独的像素，我们仅通过观察其中的个体是无法理解整个群体的。

弗洛伊德的学生、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Reich）将格式塔心理的原理应用在了一个不那么知名的社会科学范畴——心理社会学中。赖希生于1897年，和古斯塔夫·勒庞一样，对政治运动中的大众心理学——包括20世纪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颇感兴趣。赖希期望将政治科学和心理学的理念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性格构成是社会制度和流程的产物。他借鉴了马克思的某些理念，相信精神疾病并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仅和个人的性情有关，而是受到了他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赖希和勒庞不谋而合，赖希认为社会团队对我们个体会产生影响，团体将我们塑造得超越了独立个体本身，在团体中，驱动我们的是团体的整体目标和欲望，而非其中具体个体的利益。团体和个体在相互影响中演进，反映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张力。团队改变着个体，而个体同时也在改变着团体，琼斯镇的大屠杀事件即显示了这种互动反馈的过程，人民圣殿教也改变了加入其中的信徒个体：每个信徒入教伊始仅是普通的基督教徒，但是入教的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身份和命运；也许没有那么明显的是，这些教徒也同时改变了教派本身。如果没有办法蛊惑除了其亲信小团体外的其他人，也许人民圣殿教就会被历史轻易地遗忘，但是随着大量的个体教徒加入，并做好了牺牲一切维护教义的准备，这个邪教的本质和身份也随即发生了变化，没有它的广大信徒，人民圣殿教没有任何力量和影响可言。在教派转化信徒的同时，信徒也改变了教派。

赖希的理论和某些经济心理学的分析结论是类似的，例如在现代经济心理学先驱之一乔治·卡托纳（GeorgeKatona）的论著中，卡托纳关注我们的诸多个人目标是如何同团体目标产生互动的。团体的力量取决于其成员对该团体的认同感有多强。卡托纳的理论是，这种认同感的强弱决定了个体在群聚从众和社会学习的过程中是如何彼此互动的。个体和团体之间会有相互反馈，随着团体成员之间相互模仿，这实质上也强化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和一致性。足球球迷即是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例证，当他们模仿自己的球队和其他同队球迷，例如穿上同样的球衣时，就强化了整个球队俱乐部的凝聚力。球队对自家球迷的依赖可一点不少于球迷对球队的需要。

暴众的身份

如果集体型从众并不是由我们的利己心所驱动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呢？身份是决定团体和集体型从众的力量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关于身份的理论存在于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借助从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分析中获取的例证来对身份进行反思。

如勒庞指出的，我们对身份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允许的范畴。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说到的，阿克洛夫和克兰顿等经济学家发展出的经济理论，重点关注身份的交易属性，将其描述为一种社会交换。一个理性和利己的个体向某一团体释放信号，证明他与这个团体共享着某种身份，以获得这个团队给予个体的支持。因此在经济学范畴中，身份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体成本收益计算，即个体加入某一团体能获取的收益。而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身份并不一定关乎利己的个体净收益，将团体捆绑在一起的身份构建和个体的利益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关乎团体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能通过这种身份认同感获取力量。身份决定了我们如何同周围的团体互动，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表述，即我们同“内团体”（in-groups）产生认同并倾向于优待后者；反之，我们同“外团体”（out-groups）不会产生认同并倾向于歧视后者。我们面对我们的内团体时会感受到强烈的社会纽带的羁绊，我们会模仿团体内其他成员的行为，甚至不惜通过文身或其他在外人看来会带来肉体痛苦的行为实现模仿的目的。我们同特定团体建立身份认同感的决定也可通过较为良性的方式展现出来，如特定的着装或购买特定种类的物品。我们的消费选择不仅关乎自身满足感的提升，也关乎我们建立身份认同感的尝试。只有确保建立了强有力的身份认同感，团体才会有活力。

是什么驱使我们同某一团体建立身份认同感，而非选择其他团队呢？我们如何决定哪些人属于我们的内团体，哪些人归为外团体？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Tajfel）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和威廉·赖希一样，泰弗尔的研究受到了法西斯毁灭性力量的启发。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泰弗尔在求学期间被踢出了波兰的大学，在法国完成学业，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军服役。他随后被德国人俘虏，并在战俘集中营生活了一段时间。战后回到故乡的泰弗尔才知道全家和大部分朋友都在大屠杀期间遇害。这些经历激发他进行深入的思考，种族主义、偏好和歧视是如何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中生根发芽的。他发展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尝试理解纳粹战犯和非纳粹的普通德国老百姓为何迫害犹太人。为何大部分的德国人都如此轻信并受控于希特勒及纳粹党的号令？为何如此之多的普通人都如此轻易地认同令人发指的暴行？

泰弗尔的研究关注身份的两个维度。第一，他发现我们很容易并很快就能和他人建立认同关系，促使我们选择认同某些团体（而非其他团体）简直易如反掌，甚至都不需要我们与这些团体之间有太多的共通点。这就是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groupparadigm）的理论基础，帮助我们解释为何能快速和下意识地形成暴众心理。实际上微小的决定能够释放强有力的信号，帮助建立与内团体成员间的忠诚关系。不需要什么激励我们就愿意加入我们认同的团体，即便这个团体建立在一派谎言之上。第二，我们倾向于对外团体进行歧视。与某些团体的亲密和对其他团体的反感滋养了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鼓动和激励之下，我们能够模仿身边的其他人对其他团体的歧视性偏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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