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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谷底（第2页）

又一次尴尬的沉默。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没有穿军装，他的副官认为他不应该穿。艾森豪威尔一再强调“这是政治、政治”，认为一个将军参与街角斗殴是非常不合适的。将军却不这么认为。麦克阿瑟宣布：“麦克阿瑟决定执行命令，革命即将来临。”来自梅尔堡的士兵们都在白宫椭圆广场上集合，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注视着他们，此时一个勤务兵猛冲过河，给参谋长送去军装、袖章、神枪手奖章和英式斜纹布军裤。将军还下令让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装。“我们要攻击远征军的中坚力量”，说完带着手下上了他的豪华轿车。在第六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叉口（后来成为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酒庄商店）靠边停下，又等了一会儿。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停下来？”麦克阿瑟回答：“等坦克。”他打算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坦克。大家坐了回去，身上冒着冷汗，除了麦克阿瑟。这位将军超强的抗压能力首次被记录下来。他头脑冷静、泰然自若、强硬不屈，这赋予他很大的心理优势，但也有些人反感他这一点。

与此同时，白宫发布公报。胡佛总统宣布军队将“制止骚乱和镇压蔑视行政命令的分子”。几分钟后，白宫透露，曾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男子是“共产主义分子”。记者在车里找到了麦克阿瑟，询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说：“看着我，只需要看着我。”然而，记者们看到的是武装大军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气势汹汹地开来。巴顿少校率领第三骑兵团，挥舞着锋利的军刀，策马而来。马队后面是一支机枪分队——第12步兵团、第13工兵团和第34步兵团，阳光照在他们的刺刀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这些队列之后排着6辆坦克，履带有条不紊地碾过沥青地面。现在是下午4点45分，这是麦克阿瑟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15分钟前，特区的公务员们已经下班，开始涌入街头。20000人挤在人行道上，看着对面一脸茫然、混乱的老兵。如果骑兵指挥官稍不注意就会伤到人，而且众所周知，巴顿少校对群众的安全从不上心。

远征军们以为这是献给他们的一次阅兵仪式，鼓起掌来，观众也鼓掌，但观众首先意识到了真相。巴顿少校的队伍突然行动，冲入人群。J·F·埃森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他写道：“起初，对围观市民的攻击似乎只是几个武装骑兵的行为，但后来成为骑兵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埃森报道说，士兵们“没有发出丝毫的警告”就闯入“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群”中。男女“都遭到冲击”，有人只是拒绝离开电报局前门，就被两个骑兵用刀背打得缩到了门口。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也夹在人群中，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白色亚麻西装，也遭到连累。

“快离开！”骑兵们大声吼道。围观的人回应着：“不要脸！不要脸！”同时，退伍军人们急忙形成坚实的防线截断了大街，他们的带头人挥舞着国旗。于是这些颜色成为士兵们的第二个目标，他们重组成规模更大的队伍，越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冲向国旗。退伍军人们目瞪口呆，继而愤怒地冲上去把士兵拉下马，开始厮杀。“我的上帝！”一个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喊道，“如果我们有枪就好了！”其他人也一边从骑兵手里抢枪，一边怒吼：“我们在阿尔贡参加世界大战时，你小子在哪里？”所有游行者都在喝倒彩起哄。一名不到20岁的士兵从当年远征欧洲的军士手中夺过旗帜，一脸不屑地骂道：“你就是个老混混！”一个靠近麦克阿瑟的人大声吼道：“美国国旗从此以后毫无意义。”将军怒道：“如果你再敢出声，立马逮捕。”

麦克阿瑟收到战争部长的书面指示，其中专门提到“该地区所有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受到照顾和善待”。考虑到参谋长的计划，这实在很难做到。这项任务的准备过程中，麦克阿瑟已从阿伯丁试验场和埃奇伍德兵工厂征用了3000枚催泪弹，气体可无法区分年龄和性别，唯一得到真正保护的参与者是戴着面罩的士兵。警察系上手帕遮住自己的脸，被警告过的杂货店店主猛然关上大门。退伍军人们一看见士兵戴面罩就奔走相告，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骑兵而来，拔出腰间的蓝色催泪弹向退伍军人们扔过去。顷刻间，空气立即被大面积污染，围观者迅速逃离。有毒阴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阴霾之下，快窒息的妇女们睁不开眼，慌忙抓起锅碗瓢盆和孩子从房屋里跌跌撞撞地逃出来。美联社报道：“这就像1918年大战中无人地带的场景。”但不完全一样，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首都。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斗争就发生在国会山旁，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非战斗人员，如记者这样的中立职业者，虽然武装势力认为新闻记者并不会保持中立。一名士兵看见一位记者冲进加油站外的电话亭给报社打电话，往里面扔了一枚催泪弹，把他赶了出来。

远征军的反抗停止了，除了军刀和刺刀的要挟，还有愈加强劲的南风吹来令人窒息的毒气，受尽折磨的远征军朝着安那考斯迪亚河撤退。撤退显得异常艰难，妇女们带着孩子，丈夫拖着破旧的手提箱，还不断遭到催泪弹的围追堵截。加林格尔医院接收的伤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晚上的喧闹声令人恐惧：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前行的马蹄声、战士的脚步声、报童的叫卖声和作响的坦克声（自始至终坦克的作用都很模糊）。艾森豪威尔晚年时写道，“我的记忆中，这些坦克在驱赶老兵的运动中完全没有起作用”，尽管如此，坦克本可大逞威风，因为老兵“走得很慢”。到了晚上9点，受害者们已经穿过第11街桥，回到了对岸的远征军主阵营。麦克阿瑟的部队清理了C街、马里兰大道、缅因大道、码头沿岸和国会图书馆附近的其他阵营。晚上8点左右，部队士兵聚集在一个煤气厂附近，忙着在野外生火做饭，而他们的指挥官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对麦克阿瑟而言，这个决定显而易见，他的使命是摧毁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只有侵入远征军河对岸的避难所，铲平总部，使命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极力反对，他请求参谋长放弃夜袭计划，称此举“愚蠢至极”。麦克阿瑟很坚定，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转身离开。但美国总统的直接命令却不能如此对待。胡佛作为总指挥官，知道如何动用他的军队，因此军队只是停驻在岸边。为了确保麦克阿瑟将军收到自己的命令，总统通过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长秘书克莱门特·B·赖特上校再次传达了命令。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任何部队过桥到对岸的空地上进入退伍军人的主阵营”。这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是别的将军，肯定立即服从，但麦克阿瑟没有，他认为这是文官介入军事，很愤怒。他告诉莫斯利计划还要继续，莫斯利感到很惊讶，但麦克阿瑟不能容忍这样的干预。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自己“非常忙，不想自己或他的手下被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打扰”，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麦克阿瑟决定违抗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上架起了重型机枪，以迎战反击。艾森豪威尔少校跟随他率领一队步兵越过大道桥，到了对岸。安那考斯迪亚河边退伍军人阵营一片混乱，遍地都是包装箱、水果箱、鸡笼、麻袋与防雨纸搭建的窝棚、帐篷、披屋、房车残骸和晦暗帐篷的栖身之所，任何人可能都忍受不了这样脏乱的环境，和垃圾共处，这却是远征军亲属们唯一的家。他们蜷缩在黑暗中，祈求解脱，得到的却是新一轮的催泪弹。有的尖叫着逃命，有的藏了起来。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聚集在营边，边嘲笑队伍边唱：“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植菜园的退伍军人乞求步兵们不要践踏他们的庄稼，但是那些绿油油作物还是被踩得一片狼藉。据美联社报道，晚上10点14分，士兵们点燃了主阵营里所有棚舍，火焰在空中冒出50英尺高，并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6所消防站的消防员都接到命令赶来救火。总统从白宫的窗口看到了东部被火焰照亮的天空，立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艾森豪威尔回忆：“整个场面太悲惨了。无论他们进入华盛顿是否有错，这些衣衫褴褛、被虐待、被任意使唤的退伍军人都很可怜。整个营地燃烧的熊熊大火只能让人觉得更加凄惨。”

不是所有人都有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同情心。7岁的尤金·金恩是一位退伍军人的儿子，他竭力想从帐篷里救出他的宠物兔。步兵却说：“快滚，你个小兔崽子！”男孩稍有迟疑，步兵就用刺刀刺穿了他的小腿。救护车再次从两公里外的加林格尔医院赶来，又有超过100名伤亡人员，其中包括两个已经断气的婴儿，远征军报纸一位愤怒的编辑建议这样给婴儿写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夭折于三个月大，吸入胡佛总统的毒气致死。”这种说法固然不妥，但这次退伍军人真的被激怒了。他们看到士兵们朝他们的棚屋浇汽油，附近巡航游艇上的华盛顿富人却把这当作表演。晚上11点15分，退伍军人看着巴顿少校带着他的骑兵进行最后的破坏性袭击。被骑兵拖走的衣衫褴褛的游行者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夫·T·安赫利诺。1918年9月26日，他曾经因为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场上救了一名年轻军官的性命而获得杰出服务十字勋章，这位年轻军官正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少校建议麦克阿瑟将军避开报社记者，因为这次事件是政治事件，而非军事行动，他继续争辩说这是应该由政客做的事情。麦克阿瑟摇了摇头，他很喜欢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而且，无论麦克阿瑟是否喜欢（显然他乐在其中），他跨越安那考斯迪亚河的决定已经将他置身于政治事件中心。零点15分，他与战争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面前。一开始，麦克阿瑟的策略就显而易见——把一切都归功于胡佛，并对他大肆赞扬。他说：“要不是总统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定会导致一场真正的战争。如果他再等一星期，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定会受到严重威胁。”赫尔利补充道：“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麦克（麦克阿瑟的昵称）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断言这次行动造就了哪位英雄。”

真正的问题在于出现了那么多为了争取利益而牺牲的人。残害曾经为自己国家战斗过的人并不是政治高招，同情者们已经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为远征军提供农田。亚拉巴马州的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这些参议员都因陆军的行为深感愤怒，纽约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发电报给总统：“在经济萧条、失业率和饥民量猛增的时期，热汤比催泪弹便宜，面包比子弹更能有效维护法律和秩序。”麦克阿瑟将军私下回答了这个问题，远征军是“叛军”，而不是退伍军人，他说：“如果说远征军里的10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退伍军人，我都不相信。”

白宫传出消息，总统那晚一直熬到“深夜时分，查看远征军事件的前方简报”，抹黑远征军成为官方的坚定做法。后来胡佛应该私下训斥了不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将军，但现在他公开承认游行者“不是退伍军人”，而是“共产党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每个发言人口中非退伍军人的比例都不一样：麦克阿瑟说在90%以上，赫尔利认为约33%，胡佛在波士顿给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写邮件说，在他的“印象”中，“其中不到半数人曾经为美国军队效力”。格拉斯福德将军对此提出抗议，导致他在10月被勒令提前退休。但受过的污蔑是怎么也抹不掉的。骚乱后第二天，在对华盛顿大陪审团的控告中，一位特区法院的工作人员说：“据报道，叛乱者犯了实际暴力罪，其中几乎没有退伍军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不法分子。我希望你查明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没有退伍军人参与这场对法律和秩序的暴力攻击。”

不幸的是，在胡佛时期，谁也没有想到到退伍军人管理局查证远征军的身份。到远征军遭受催泪弹的袭击，被控侵犯法律法规之前，退伍军人管理局已经完成了对其成员的详尽调查。数据显示，94%的远征军曾在陆军或海军服役，67%曾远征海外，20%是残疾军人。格拉斯福德和他曾经支持的衣衫褴褛的人们都没有说谎，但情形并未好转。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报刊转载这篇调查，社论更是直接忽略了它。《纽约时报》将这些老兵描述成“普通入侵者”，他们的“不服从导致政府采取武力，几乎升级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人民……已经受够了被无赖抢劫。”《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落到今天的境地，“任何方面都不值得给予一丝一毫的同情”。《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说：“在国会山露营”是“廉价的英勇”。虽然《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但《财富》杂志的结论是，麦克阿瑟意识到“刺刀和展示压倒性的实力才是唯一能防止任何人送命的手段”（事实是已有人丧命，却被忽略了），他“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赢得了国家的感激。

骚乱后的第二天早晨，普通美国家庭的大体感觉是，政府已经让这些蓄意发动暴力革命的人受挫。但也有例外，在远征军遭受挫败期间，总统接见了一位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们和高中作文大赛的优胜者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胡佛先生并不逃避开会和发表声明，他为什么就不能试着抽空与游行者协商一下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气氛十分凝重。埃莉诺·罗斯福读着报纸，她后来说“心里很不舒服”。她丈夫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教授来他家做客，被叫到主卧室，看见州长罗斯福周围散乱着一堆报纸。特格韦尔走进卧室时，罗斯福遮住骚乱的图片，仿佛在为他的国家忏悔。罗斯福回忆起，1920年他曾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现在觉得自己错了。“这个人简直一无是处。”罗斯福气愤地说，“也许再也难有作为。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游行的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而是放任帕特里克·赫尔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行为呢？”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没有以原则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事件，而是将它视为人类的灾难。罗斯福告诉特格韦尔，如果不是因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太可怜，他也许还会同情胡佛。“他们很可能在华盛顿外的道路上露宿。”他感慨万千地说，“他们现在状况一定很差。”

退伍军人的状况确实很糟糕，但他们没有在路上露宿。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州长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在阿灵顿县警察局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堵死波多马克河上的桥梁之前，大约200名退伍军人溜进了县城，警察局局长警告他们24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会出动国民警卫队。里奇州长下达至马里兰州警方的命令是：“让他们沿着去巴尔的摩的主要公路走，不许他们进入马里兰州。”让他们全部离开是不可能的，所以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在区境线上遇到疲惫的游行者，通过沉睡的巴尔的摩，把他们驱赶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处。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人在约翰斯顿的理想公园找到了临时避难所。然而，更多的人被州警赶到了俄亥俄州边界处，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驱逐。就这样一直驱逐下去。一些人沿途寻求好心人的帮助，以乞讨为生。铁路公司开通了一辆专门的火车，将他们带到平原各州。为防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城公民领袖筹集了1500美元，使棚车像那辆载着列宁的密封列车向前飞驰，无人知道它的最终目的地。我们只知道，到秋季时，大多数远征军成员已经融入了1932年爆发的人口大迁徙。

大约200万美国人（其中超过25万人的年龄在16~21岁）四处流浪。《财富》杂志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流浪人口”。州警护送退伍军人从一个州的边界到另一个州的边界，州警一直遵循着“大萧条”早期州长已定好的规矩。各地方政府都要处理很多等待救济的人，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潦倒的外来人口被指控为流浪者，被送到邻县边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如东圣路易斯，以它们乐善好施的救世军收容所而著名。大多数城市则冷漠无情。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设立劳教所，然后在进入该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卫以遣返那些试图入境的穷人。在亚特兰大市，那些寒酸的外来人会被带到富尔顿县做30天苦力作为惩罚。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20岁名叫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流浪者后来回忆说：“市民慷慨的施舍和铁路守卫员的品行成为判断和评价一个城市的基础，例如，如果有别的选择，你不会试图经过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你很容易在遍布警棍和左轮手枪的地方被驱逐，到下一个目的地要长途跋涉很长一段路。”

流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长期的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为他人提供寒酸的避难所，但大多数美国流浪者还是第一次加入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失去产业的佃农，是遭遇了三年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是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贫困年轻人——他们被叫作“封锁”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处奔走是美国的传统，他们喜欢说：“忘记我们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达德利快要成功了”。一个失业的人往往会开着破车，带着家人，不问目的地，乐观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终，仍然穷困潦倒，背井离乡。

“这些被邮局贴上‘地址不详’标签的人，被我们称为暂住居民。”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个社会群体里包含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从大学毕业生到从没有见过校舍的孩子。孕妇、生病的婴儿、无子女的年轻夫妇、被迫下岗的中年人。国家不安定，人民就难以安稳。我们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现在我们就是‘大萧条’时期的游牧民族。”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城市领救济品的队伍里一定会有穿着体面的人，地方法官从来不知道谁会因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带到他们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块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土木工程师，曾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则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征用的阁楼里，每天看着自己以前的菜谱，黯然神伤。

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亚州水库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以及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前行长。在芝加哥，200名妇女整夜在格兰特公园或林肯公园露宿。她们既无寝棚，又无铺盖，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忍受着刺骨的寒冷，挨到天亮。在纽约巴比伦的长岛上，警察发现一名注册护士快饿死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枫树林里，她已经在一堆旧衣服和废纸中躺了整整两个星期。在艾奥瓦州的奥斯卡卢萨，一名失业的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在支起帐篷的洞里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

1932年，著名作家也属于贫困群体，有人记录下了这瞬息万变的生活。约翰·斯坦贝克洗衣服的肥皂是用猪油、草木灰和盐制成的，他甚至负担不起手稿的邮费，虽然一本都没有卖出，但他的经纪人还是替他支付了这笔钱。他后来回忆说，一点点疾病的征兆都会吓坏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你必须有钱才敢生病。我牙齿曾出现问题，所以全部脱落”。斯坦贝克当时身处乡间，如果身处城市，情况就更糟。托马斯·沃尔夫常上纽约市政厅前的公共厕所，看着人们一边为了抢马桶而争吵，一边从他们破烂的大衣口袋里掏着面包屑或腐臭的肉末。他这样描述那里的流浪者：

……只是经济崩溃时代的淘汰品。其中诚实正直的中年男子脸上布满了辛劳贫穷烙下的皱纹，许多年轻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厚重蓬乱的头发。他们都是在城镇间漂泊的流浪者、货运列车的乘客、高速公路上搭便车的人，没有容身之处的美国人。他们四处漂泊，冬季来临时聚集到大城市，饥饿、挫败、空虚、绝望和烦躁驱使着他们不断流浪，四处寻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惨的环境中挣扎。在纽约，这些流浪者来到混乱的聚会场所，钻到温暖的休息处，享受片刻的舒适……眼前的景象令人恶心，足以让一个人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夫人还记得，当她的丈夫成功将那些男孩“带出货运车厢，开始正经工作”时，他那兴奋的喊声。青年无所事事，这也正是流浪者问题的实质。对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游客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被摧毁。1932年，普尔曼的乘客发现客运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位置有人坐，但在车厢底下和货运车厢上挤满了人。平均每天700个无票乘车人经过堪萨斯城。据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道，铁路警卫员在12个月内将68.3万人赶下了货运车，因为吊在车厢外面是十分危险的。第72届国会小组委员会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特约代理R·S·米切尔提到他发出了关于387313名“大萧条”时期流浪者的“官方通知”，其中有335名伤亡人员：

参议员科斯蒂根：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乘车，你是否注意到这存在的健康隐患？

米切尔先生：冬季的健康状况……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身体不那么健壮的人，天寒地冻，穿得又少，还暴露在车厢外面，我捉摸不透他们如何逃脱肺炎的侵害。

参议员科斯蒂根：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危险。40年前，男女性别的界限划得很清，第一次加入流浪者队伍的女子经常会乔装打扮成男子，但很快会被拆穿。在很多事情上，她们缺乏男子所具备的力气和果敢，不敢白天躲在暗处，偷袭运送物资的卡车。为了让自己有个容身之所，她们只能出卖肉体，但一次交易的报酬只有10美分。为了这10美分，她们不仅要冒着怀孕的危险——9个月后也未必能找到医生，而且还可能感染性病。

在南方，还有另一种威胁。当时无论黑人白人都搭货车，他们之间的性交属于犯罪，一个被怀疑从事“黑市”交易的白人女子通常会哭喊着说是强奸（这会给她的顾客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实上，此前一年，在一辆缓慢行驶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和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之间的敞篷车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伟大自由主义的成因之一。根据两个白人纺织女工给警方的证词记录，9个没有文化的黑人青年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工的证词满是脏话，完全无效，连记者都无法使用。这个案子经历了无数次上诉和两次最高法院的撤销定罪，直到20年后，最后一个黑人囚犯最终死于癌症。共和党把“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昭告天下，黑人知道了他们受到的迫害愈加绝望，而引发了后来的战争。

但在1932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满艰辛。蹲监狱经常被视为享福，正如米切尔对参议员科斯蒂根所言，当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胁时，他们会嘲笑警察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有食物和睡觉的地方”。为了找出他们宁愿坐牢的原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托马斯·迈尼汉乔装成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加入了这帮年轻人的队伍。他发现，在布道所、教堂、医院、救世军收容所或地方福利站，人们都在排队领取救济食物。更准确地说，这些福利站应该被称为施舍处，“我亲自品尝了那汤，无料无味，不冷不热，一份只有一小杯。连过期的面包都舍不得给，更不用说苏打饼干了”。也从来不会给第二碗，而且领过一两天后就被赶出去是常事。

无论何处，迈尼汉都会看到人们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胳膊和腿的皮肤松散、眼神空洞和举止紧张的特征。牛顿·D·贝克问：“我们承担得起对这一代青少年永久伤害的责任吗？”贝克被认为是位多嘴的政治家而被解职。直到8年后，“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应征入伍时，他才得以平反。国民体质中心主任约翰·B·凯利（格蕾丝·凯利的父亲）发现，应征者中40%的青年男子身体不合格。不合格者大多因为存在牙齿问题。按照普遍程度，其他缺陷依次是：视力差、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胳膊和腿畸形以及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隐性创伤是由于小偷、吸毒者和同性恋者造成的，有一个魁梧的大汉想以区区25美分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

亨利·福特却不认同：“为什么？四处漂泊对这些男孩来说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因为他们在几个月里获得的经验比在学校待几年还要多。”就算胡佛总统认为并非这样，他也没有反驳。因为他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他不愿看到人们受苦受难的场面，尽管威廉·艾伦·怀特一再恳求，胡佛也从未到过排队领救济品的地方或救助站。当他的豪华轿车开过街角的苹果摊时，他也从没有转头看过。从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到1932年秋，胡佛总统都没有离开过华盛顿。那时，他趁着夜色已深从戒备森严的车里望出去，看到数以万计的民众露宿街头，大多是年轻男女，正如金·史密斯所写，他们“白天漫无目的地在高速公路上前行，晚上就随意露宿街头”。

胡佛一直在考虑白宫膳食的缩减问题，但又考虑到这会有损国家的士气。每天晚上，他都西装革履地走进餐厅（他是最后一位每天穿着正装就餐的总统），并且独自享用7道菜。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位记者曾经编出这样的口号：“家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如今这位记者已经破产，落到了要申请贷款以抚养三个孩子的地步。但总统认为，如果第一家庭对美国复兴都丧失了信心，那全美民众定会绝望。

胡佛的餐桌上通常会有几道并非当季的菜，桌子上摆着鲜花。定制的雪茄盒里放着又长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总统的要求专门制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进餐时，周围有许多人候着：一名男管家和众多男仆（他们必须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势站稳，保持绝对沉默，未经命令不准有任何举动。就连站在门口值勤的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总统出行仪式的礼服。即使总统的妻子卢是唯一的共同进餐者，身着制服的号手们也会吹着明亮的号角，以宣布总统抵达和离开晚宴。胡佛总是以夫人卢为荣，因为她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曾经是美国女童子军首领，她亲手铺的餐桌是白宫历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时夫人也不知道总统是否真的如此热衷于美食，因为总统总是狼吞虎咽。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国人民眼中已成为一个捉摸不透的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给远征军写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担心会挨饿。”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来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时饥民的壮举至今仍然是美国人道主义历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页。玛克西姆·高尔基曾这样描写他：“你从死神手里拯救了350万儿童和550万成年人。”芬兰语中新加了一个动词“胡佛”，意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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