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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谷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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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劳芮·曼彻斯特

以及她的未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TheGloryandtheDream

ANarrativeHistoryofAmerica，

1932-1972

序曲

谷底

1932年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美国华盛顿特区恰似欧洲小国四面楚歌的首府。5月以来，已经有25000多名身无分文的“一战”退伍军人带着妻儿在街区公园、垃圾场、废弃的仓库和歇业的商店安营扎寨。军人们不时操练，唱战歌，也曾在10万名华盛顿市民的沉默注视下，由一位荣誉勋章得主带领，高举褪色的棉布制国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等待、愁眉不展。他们一直在请求政府施以援手，从“大萧条”时期开始计算，这已经是第三年年末了，他们格外希望能立即得到退伍军人“补偿金”（这一补偿金是1924年《服役证明修正法》中规定的，但是要等到1945年才发放）。如果现在兑现，他们每人可以拿到约500美元。报刊编辑们将他们称为“补偿金军队”、“补偿金游行队”，他们则自称“补偿金远征军”。

远征军成员曾希望国会能提供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现在他们只能向胡佛总统求助，乞求总统接见他们的领袖代表团。然而，总统传话说他太忙，接着就与外界隔离了：总统参观参议院的计划被取消，白宫周边地区日夜有警察巡逻。这是自停战以来，总统官邸的门第一次被锁上，《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标题是“胡佛自锁白宫”。胡佛甚至设立路障，白宫周边一个街区以内实施交通管制。一位断臂老兵试图穿过警戒线，却在被毒打了一顿之后关进了监狱。

现在回想起来，政府的反应过度似乎是出于恐惧和挫败感。远征军成员手无寸铁，激进分子被驱逐，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仍然没有当街乞讨。他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任何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34岁的德鲁·皮尔森，形容他们“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精神萎靡，毫无神采”。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已经让他们有些坚持不住了。一位卫生部巡视员称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在很大程度上，临时搭建的军资供应处只能靠捐助维持：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朋友们给他们送来了几大卡车的食物；一位极为同情他们的面包店老板每天送来100个面包，另一位面包店老板送来1000个馅饼；海外退伍军人协会捐了500美元；游行者们在格里菲斯体育场自行举办拳击比赛，又筹集到了2500美元。一切都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华盛顿的警察给这些不速之客提供面包、咖啡和炖菜，每人每天收取6美分，连这也引起了胡佛的强烈不满）。到8月中旬，酷热高温已逼近每年的气温最高值，越来越缺水，苦难加剧。

那时，英国外交部把华盛顿划归为亚热带气候。各国外交官们都恨透了华盛顿闷热潮湿的天气，除了市中心几家打着“清凉一夏”招牌的剧院，其余地方都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华盛顿就成为遍布遮阳篷、纱窗门廊、冰块手推车、夏季家具和凉席的城市，用官方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研究昆虫的绝妙去处”。没有门帘和门廊，远征军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特区时，正是春光无限、春色满园之时。到了7月，盛开的玉兰花和杜鹃花已凋谢，樱桃树也变得光秃秃的，似乎连土地都毫无生气，远征军看起来就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市中心的商户抱怨：“看到这么多萎靡不振的人，生意也不景气了。”的确，他们也仅能给国家带来这点儿威胁了。

然而，如果说远征军带来危险只是无中生有，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国际舞台上，华盛顿地位低微且依赖欧洲则有根有据。那时世界上65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占据地球上超过14的耕地面积——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阳光所到之处就有大英帝国的土地。大英帝国统治着4.85亿为其效忠的人民。如果你想说什么东西稳定，可以形容其“如直布罗陀的岩石般稳固”或“如英格兰银行般可靠”，当时美元与英镑4.86∶1的比值似乎是财政安全的基本准则。那时只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飞行员和一位被革职的美国将军——米切尔做着空军的白日梦。海军在那时极为受重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条航道可以不受英国的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控制着麦哲伦海峡，连巴拿马运河都由英国皇家海军加勒比海舰队控制。结果，美国就如英国殖民地一般，完全处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控制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针对美国入侵的危险提供了500倍的保险赔偿。《财富》杂志向其读者们保证“无论船舶或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并将永远是屏障”，该杂志认为，自美国有史料记载起，英国舰队已经称霸海洋。

华盛顿的想法也是如此，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地位、条件和大多数的抱负都是美国所欠缺的。夏季的华盛顿如沉睡的村庄，在其他季节就更无人问津。论城市面积，华盛顿在全美排名第14，大部分国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在金融中心纽约。只有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时，曼哈顿各大机构的律师们，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和伊莱休·鲁特，才会莅临华盛顿，为共和党人士出谋划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在午餐前就完成一天的工作。胡佛是在办公桌上安装电话的第一任总统，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还雇用了5名秘书（历届总统的秘书都没有超过一名），并通过传唤器系统传达命令。

美国国务院大楼所在地雾谷原来是一个黑人贫民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所在地曾经是农业实验站，因此也是典型的华盛顿辐射地带。《星期六晚邮报》指出：“靠近国家立法心脏地带的这一大片区域，其中很多仍然属于农场。”政府雇用的外事人员不到2000人。令人奇怪的是，白宫对面那栋被数不清的栏杆、炮塔、圆柱门廊包围着的双重坡顶的大厦就是现在的行政办公楼，外表丑陋。当时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都挤在其中办公。实际上，1929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后，总统和他的下属们就搬进了这栋大厦，并没有人感觉拥挤，自然更谈不上讲究排场。当时，后来军事武官和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修建，美国联邦特勤局还没有向公众封锁行政大楼西路，它还只是城市里一条普通的街道，平时离总统办公室掷石可及之处就可以停车。如果有人需要拜访国务卿，有时会在门口受到接见。在行政办公楼的同一层内，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他唯一的副官只一门之隔。他需要帮忙时，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就会急忙跑来。

《财富》杂志的一位作者（幸好是位匿名作者）曾描述这位将军“生性腼腆，不喜抛头露面”，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都会以第三人称称赞自己，边说话边点燃他那长长的烟嘴。他在身后放置了一面15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以使自己显得高大魁梧。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当麦克阿瑟感到自己被怠慢时，就会“大发雷霆，说这个人追名逐利、没有礼貌、盲目判断、不讲信用、目中无人、违反宪法、麻木不仁，如今真是世风日下，等等”。这在当时也很正常，当时职业军人的日子很难熬，从下级军官升级到上校只能靠资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上尉升到少校，就要熬22年。除了数日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几乎逼得艾森豪威尔解甲归田。那些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特–史密斯公司的低俗小说的习惯：《西部双枪骑士》、《西部故事》、《惊险西部》和《牛仔短篇小说》。在波多马克河彼岸的梅尔堡，总是可以看到小乔治·巴顿（1919年就已升为少校）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4点打马球。他经常驾驭自家的马参加赛马比赛，赢得了400条奖带和200座奖杯。那时他已因珍珠手柄的左轮手枪声名远播，但他仍然在追求更大的挑战——打猎、飞碟射击和飞行。和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巴顿少校家底殷实。

要了解40年前美国多么目光短浅，也许没有比简单了解军队编制更形象直观的了。美国的兵力当时在世界上排名16，位列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之后。美国仅有132069名每月领取17.85美元军饷的士兵。理论上，他们可以勉强与南斯拉夫的军队（138934人）抗衡。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因为麦克阿瑟的大部分官兵不是专注于文案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巡逻或驻守在美国的各处海外属地。参谋长只留下3万兵力，这比1776年英王乔治派来镇压美国殖民地反叛军的兵力还少。

此外，陆军的质量也着实令人汗颜。当时的军费不到今天的1400，这么说来，也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财富》杂志称它为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大家也都默认了。一旦遭遇危机，麦克阿瑟只能派出1000辆过时的坦克、1509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时速不过234英里），以及一个机械化步兵团（由骑兵带头，战马都套着芥子气防化护腿）。一位记者写道：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松垮的制服，敞着怀，慵懒地扛着一支过时的步枪，在广袤的大地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美国唯一一位四星上将（也没有三星上将）。作为参谋长，他年薪10400美元，在梅尔堡有一处官邸，陆军唯一一辆豪华轿车供其专用。对麦克阿瑟的副官来说，他的地位似乎遥不可及。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年俸3000美元。因为他还兼任军队的国会说客，因此常去国会山。但麦克阿瑟从不把豪华轿车借给他，也不给他报销出租车费，因为华盛顿的任何部门都没有这一项支出。正如艾森豪威尔日后回忆道：当时他下楼穿过大厅，填写一份表格以换取两张电车乘车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边，等待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华盛顿电车轨道交错，有将近700辆载客电车。除了冬天电车容易短路发生故障，其余时候它们都运转正常，堵车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如果开车上班（时速限22英里），可以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停车位从不短缺。汽车种类繁多，包括帕卡德、斯塔德贝克、格雷厄姆、皮尔–箭、特拉–普雷恩和斯图茨等品牌的汽车。但以后来的企业标准来看，这些制造商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闹。

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公务员，星期六上午都要上班。夏天，他们穿着应季的服装：白色亚麻或棉质套装、秸秆草帽或巴拿马草帽、软领衬衫和轻便内衣，但只有在最温暖的几个月才能这样穿，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央供暖系统。1932年，华盛顿的五大日报充斥着各种社会动荡的消息，但没有一件是黑人引起的。虽然26%的华盛顿居民都是黑人（美国城市中的最高比例），但他们出奇一致地忍受着痛苦。官方指南提到，“皮肤黝黑的南部孩子”仅限于当用人和从事“手工劳动”。百货公司、电影院和政府自助餐厅都不接待黑人。黑人工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为新司法部大楼挖地基，只能自带午餐，否则就要挨饿。即使他们想要一杯水，也不得不步行到两英里外，在第7街上找一家肯接待他们的餐馆。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但校长是白人。当胡佛总统派金星奖章得主的母亲们去法国时，黑人母亲只被分配坐次一等船的二等舱。《阿莫斯与安迪》是当时美国国内最流行的广播节目，每晚都会播放，内容关于种族歧视，由两名白人男子扮演黑人，用奇怪的腔调表演说唱。

黑人居住在华盛顿西南部的雾谷和整个乔治敦，那时尚未被猎奇爱好者们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城市别处风景如画。那时，华盛顿特区的绿化很好，人均享有6棵树。最具异国情调的街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华丽的豪宅“禁止入内”，那时反犹太人不亚于歧视黑人；因为当时尚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反犹太人甚至没有惊动外交界。现在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时是在第16街，大使们穿着条纹裤和双排扣礼服，可以直接步行到白宫。他们在市中心漫步时，由于路面用鹅卵石铺就，他们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大超市仅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则主要是小杂货店、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的红色门廊销售点、露天市场，或者是大马路上。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街头乞讨者的音乐演奏声、手推车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磨刀人的吆喝声，这是在招呼家庭主妇们拿出刀具来打磨。市中心，鲜花店和水果摊给街角带来缤纷的色彩；码头上，牡蛎市场热闹非凡。华盛顿特区市场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所在地。在K街农贸市场的繁荣盛景里，充斥着鱼贩的叫声和宰杀好的架上兔子的摇摆，马具店门前，伫立着一个与真马等身的木马。1932年的华盛顿仍然有上千匹拉活的马。K街的鹅卵石路上沾染了不少马的粪便。那些夹杂着大市场和街边摊的气味，很快就在伟大的柏油马路上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搭乘降落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航班（1970年每天有24000名乘客在该机场出入境），当时这个机场所在地还在波多马克河域下静静地躺着。航空旅行十分罕见，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航空公司要求每位空姐都是注册护士，但客机通常只是福特三引擎飞机，不能在夜间或恶劣天气情况下飞行。当时也没有横跨全国的航班，客机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55英里。一名男子花了18个小时通过转机横跨全美，他的照片被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尽管华盛顿当时有一个胡佛机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一侧，现在的第14街桥（当时叫公路大桥）所在地，每天只有250人次。绝大多数旅客（每年有1100万人）会到达联合车站。蒸汽机的巅峰统治已经接近尾声，20000辆火车轰鸣着穿过村庄（1970年时还不到300辆），这悠长的哀鸣声唤醒了举国上下那些躁动的年轻人，包括正在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镇的乔特学校上学的15岁少年约翰·F·肯尼迪、在休斯敦公开演讲的教师林登·约翰逊，还有在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学院的大学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正在想象横跨东方地平线的情景和华盛顿特区的样子。

来华盛顿的人看什么呢？他们首先会参观火车站，联合车站是按城市古典建筑计划建成的第一座石造建筑，气势宏伟，连同国会山一起，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当时的国会山就和现在一般，正面朝东，因为某位建筑师认为东面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在那时，总统权力的持续扩张还没有开始，所以，国会才是华盛顿的权力集中点，像远征军这样的外来者会把国会山作为他们的第一站。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是最后一站，因为白宫不欢迎参观者，也没有什么其他景点。当然，有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碑中附带新电梯，不过青少年总愿意去挑战那898级台阶），有开放的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谢尔瓦设计的旋翼飞机（一个直升机原型）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群）的草坪上成功着陆后，该博物馆群逐渐备受欢迎。如果喜欢吊桥，可以参观阿灵顿纪念大桥，这是当年1月由胡佛总统剪彩启用的项目。最后，还有极少数的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第18街的老内政部大厦、第7街的文官委员会大厦，和椭圆广场边上的商务部大厦。这一占地8英亩的建筑群，建于20世纪20年代，被时任商务部长胡佛选为美国经济的圣地。

1932年的华盛顿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地标当时都尚未建成。没有杰斐逊纪念堂、海军陆战队纪念碑，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国会山里，法官们居于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几乎就在圆形大厅下方；无名将士墓和华盛顿国家座堂正在建设，圣母无原罪堂还在规划阶段；我们今天所知的宪法大道当时并不存在，仅仅是B街的延伸段。宽广的国家广场也只有在设计蓝图上才看得到当时其所在地是另一个华盛顿公园，树林茂密、街道纵横，还有尚未清除的“一战”临时建筑的残骸。除了商务部大厦，联邦三角建筑群里尚无其他建筑。《国家地理》报道，时任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对一个40亿美元的城建计划特别感兴趣，该计划是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南侧”修建一排“宏伟建筑”，并计划由胡佛总统9月为新邮政局大楼奠基。但这座宏伟大楼及其相邻建筑还未建成，包括劳工部、州际商务委员会、司法部、国家档案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美术馆。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对公众开放，也无缘得见《宪法》和《独立宣言》原件。直到最近，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商业用地，但个别土地已破土动工，还有一些已归属财政部的也都已动工。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原先的一大片土地，现在是国家美术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所在地。1932年7月28日早晨，那里还伫立着一排丑陋的老式红砖建筑，里面曾经有仓库、廉价旅馆、汽车展厅、一家中国餐馆和殡仪馆。大部分墙已经被推倒，本来几星期前就该被夷为平地的。但在6月17日深夜，补偿金远征军悄悄潜入并占领了这里。主管这里的特区警察局局长是一位名叫佩勒姆·D·格拉斯福德的退伍陆军准将，他不愿将远征军赶出安身之处，尤其看到这么多人还带着妻儿。但到了盛夏时节，格拉斯福德自身难保。国会因为他让远征军进城而大加斥责。白宫传出消息，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总统决定必须驱逐这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即使动用军队也在所不惜。事实证明，他的确这样做了。

宾夕法尼亚大道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军在华盛顿东南的安那考斯迪亚河彼岸，刚好要横穿第11街桥。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队伍是最显眼的，因为他们距离国会大厦不到三个街区。在政府看来，他们是眼中钉、肉中刺。政府下决心驱赶他们，这反映出强势群体对待弱势群体时普遍强硬的态度。但跟远征军打交道的人们并没有以这样的强硬态度对待他们，格拉斯福德将军、比利·米切尔将军和两次荣誉勋章获得者巴特勒将军都善待他们。德鲁·皮尔森写道：“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和家人忍饥挨饿，他们想拿到补偿金，别的都不管。”威尔·罗杰斯说：“与世界各地记录在案的所有饥民相比，远征军是最本分的。”

但在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可能被否认。司法部长威廉·D·米切尔宣布，远征军已经犯了“乞讨以及其他行为”罪行。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出动了海军陆战队两个连的兵力，身携刺刀，头戴钢盔，乘坐电车而来。然而格拉斯福德公开指出，副总统无权发布军事命令，命令士兵们返回军营。尽管如此，全国上下主张使用武力的呼声日盛。3月7日，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3000名饥肠辘辘的男女试图在亨利·福特工厂外示威，警方开枪以驱散队伍，造成4人死亡、100人受伤（之后这些人被警方铐在病床上并被控暴动罪）。《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公开谴责：“责任人很好确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和其他远征军挑拨者。”其他报纸也怂恿总统。《华盛顿晚星报》在社论中说，为什么没有特区警察“狠狠地冲上去把那些企图通过示威得到补偿金的游行者揍一顿”；《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参加示威的退伍军人“拿的补偿金相当于其他国家退伍军人的七八倍，却仍然不满意”。其实除了残疾军人，其他人没有补偿金，但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开始提出愈加怪异的要求。乔治·莫斯利陆军准将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称他是一位“机智”且“充满活力”的官员，“总是致力于钻研新点子”）。那年夏天，莫斯利想到一个新法子，他建议逮捕补偿金游行者和其他“低劣人种”，然后把他们集中关押在“夏威夷群岛中的某个孤岛上，那里连糖类作物都不生长且人烟稀少”，“任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他还补充道：“我们也就不必担心，其中个案的法律裁定过程是否有所推迟。”

黑夜漫漫，迷雾笼罩，对于驻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退伍军人来说算不了什么。麦克阿瑟曾答应他们其中一个带头人，如果到了不得不驱逐他们之时，会让他们体面地撤退，一个四星上将的承诺对于好士兵是非常奏效的。之后，他们得到消息，军队可能前来此地，可是他们却认为这是谣言，自以为身着卡其色军装的人都是他们的战友。在他们的营地里，褪色的国旗随处可见，他们完全不相信那些士兵会攻击自己的战友。7月28日星期四，这个早晨，他们最关心的是天气。上午9点，他们预感到整天都会很燥热，于是一边满怀期待，一边谈论着有空调的新剧院，那里上演着珍妮·盖诺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风流大盗》以及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淘哥儿》。相比他们此时的营房，有空调的房间就是田园诗歌般的梦想。他们能坐着免费火车来到这里，只是因为铁路公司想腾出车站的场地。火车货运单上写着“牲畜（目的地：华盛顿特区）55名退伍军人”，他们几乎也已经开始自认是牲畜。妇孺们住进了已经拆除得残缺不全的建筑物内，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提供了草垫。一名记者称，男子们则躺在“钉着碎布的旧板子和包装箱搭建的帐篷小屋里”。到处都写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他们并不是圆滑，如此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园和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开玩笑的。

他们来自美国的农耕家族，还算得上是下层中产阶级（若那时有这样的词语）。如果派兵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袭击他们，有5个人不得不提。只有来自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曾经是前往法国的美国远征军队伍中的一名军官，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员。在此之前，他受雇破坏罢工。1931年3月的一次活动就是被他破坏的，当时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到肯塔基抗议矿工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还有两人是来自萨克拉门托的约翰·奥尔森和查尔斯·鲁比，后者作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得主，曾在1931年被选为第一位给总统送新年祝福的人。这两位都因为在法国战场的英勇表现得到嘉奖。来自奥克兰的埃里克·卡尔森中过催泪弹的毒，正如他们所说，“还得了炮弹休克症”。威廉·鲁西卡曾经是第41步兵团的一等兵，他的一生为人们津津乐道。这5个人都失业了。鲁西卡本来是个屠夫，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西南部，住在他妻子的哥哥家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

大难临头，人们却往往察觉不到。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那个闷热的早晨10点，灾难随着两位财政部官员降临。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满头大汗，勒令远征军撤离，但遭到远征军的拒绝，官员只好离开。一个小时过去了，除了温度不断攀升，什么也没有发生。11点刚过，格拉斯福德将军骑着他的蓝色摩托车亲临，抵达第三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岔道口，他宣布已接到命令要清理该地区，他的手下立马手持警棍直接闯入。

整个过程推进得很缓慢，一开始几乎无人反抗，到正午时分，第一栋楼才清理完工。然而，与此同时，这边出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安那考斯迪亚河畔的主要阵营。姗姗来迟的警方不顾一切地试着把第11街桥升起来，但为时已晚，远征军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一见警察就朝他们投掷碎砖头。格拉斯福德一边脸被砸伤，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他看到手下茫然地拿枪指着他，吓得不知所措，立马躲到柱子后面。他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喊：“抓住他！”格拉斯福德从柱子后出来，看到一个人目露凶光，朝着一个退伍军人开枪。鲁西卡胸部中弹，当场毙命。其他军人还在顽强抵抗，不一会儿，又至少有三个退伍军人倒下，卡尔森身受重伤。格拉斯福德喊道：“不许开枪！”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但消息已经传到白宫，司法部长米切尔已经下令将所有退伍军人驱逐出政府所有的楼房。胡佛总统在午餐时收到了消息。他命令战争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动用军队，这一口头命令都被记录了下来。赫尔利立即传话给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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