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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你们在说笑，我说，这里不是纽约布朗区，这是中国离京城不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前后两三里内只有农村，农村里头只有农民，中国农民‐‐我想说，中国农民不是纽约浮动无根的各色人种，他们是有历史传统，有道德架构的族群社会‐‐

&ot;对，&ot;北京人对我的天真似乎有点儿惊讶，&ot;就是这些中国农民会把车给解体!&ot;

没有一个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辆汽车留在乡间一条荒路上过夜而不受破坏。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坚持，没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动。

七手八脚死推活拉的，总算将汽车拖出泥浆。到了一个村子里，车子终于噗噗停了下来，抛锚了。我们需要一条一两公尺长的绳索将车子拖回北京。饱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们倦了饿了，大人们焦急地一会儿看引擎，一会儿爬进车底。看热闹的农民围成一圈，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到哪去找绳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断地低声警告：把车门锁上!注意看着你的东西!别让孩子走开!

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当陌生的东西。

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冒了出来，&ot;绳子我有，&ot;他说，扬扬手中一截粗绳，&ot;五十块!&ot;

我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和黄土地一样老实的脸。

你是否能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诉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饭店里妓女如何如何地来往穿梭，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说：&ot;你们真奇怪，你们还用&39;相信&39;这个字眼。&ot;我也不必再次述说，德东的人们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诚档案之后，如何又如何地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最信任的老师、最仰慕的作家原来是公安的秘密线民，或者他们如何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共党领袖豪华奢侈的俱乐部‐‐那些领袖都曾经是掌着理想大旗的热血青年。

西边的德国人不曾经过共产主义的实验，但他们是另一场实验的幸存者，希特勒的乌托邦碎片还踩在脚下，不时要刺痛脚板。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大半的德国人活得战战兢兢，辛苦地拒绝任何信仰的诱惑。如今共产主义实验的分崩离析更加深了他们对乌托邦的不信任。

台湾人呢?在日据时代反抗殖民政权争取民族自决的知识分子，经过1945年对回归祖国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来。这一整代人，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信任任何一个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个人或政权?

至于随着国民党渡海，希冀在台湾卧薪尝胆、实现民主乌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后，还能信仰什么?雷震若活到世纪末的今日，他是否还有热情为任何英雄鼓掌?

战后的一代，譬如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

在莫斯科街上那买香肠的人，在东柏林广场上那游手好闲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农村里走着的人，在法兰克福那西装毕挺的人，在忠孝东路转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还有我，程度或许不同，但我们都认识一个词，英文叫thelosfnocence，德文叫dasverlierenderunschuld。中文，很别扭的，叫&ot;天真的永远的失去&ot;。一旦看见了国王的新衣，他就无法再回到没看见的状态。人的混沌一开放，就不可复得。

救护车

对某一个神话的怀疑还不算是天真的丧失，因为一个神话可以由另一个神话取代（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列宁取代沙皇、斯大林取代列宁、反对党取代执政党）;看清了神话形成的过程才造成混沌的绝对死亡。任何高贵的理想或真理，为了得到实现，都不得不诉诸群众运动;为了获得群众，真理不得不&ot;神话化&ot;，而&ot;神话化&ot;的过程势必包括漠视全貌性的简化手续。不幸的是，简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乌托邦是一粒不含开花可能的种子，不管人以多浓的热情灌溉。

1930年，亚斯柏斯（karljaspers）在海德堡演讲，说了一句后来被人不断引用的话：

&ot;天下没有不可置疑之事。&ot;

卑之无甚高论，真做起来却惊天动地。

当高贵的政治理想受到怀疑时。道德的乌托邦也开始动摇。20世纪的人走过性解放、妇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质疑，一次反抗。二十岁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纸上的圣贤教诲。三十岁的我，在怀疑政治神话的同时，发现纸上所印的和我眼见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整个圣贤教诲像一场骗局。四十岁的我‐‐有一天开车，后视镜一辆车紧逼近来，镜中映出鲜明的大字：&ot;救护车&ot;。我赶忙靠边，车经过身边时，我看见了车头上的字：&ot;救护车（镜象）&ot;。

四十岁的我，明白了原来孔孟的道德架构不过是那倒写的字，与镜子配合作出实体的呈现;但是谁将镜中的呈现当作宇宙实体，谁就是傻瓜。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驱车经过河北省一个农村，看见所有的墙上、树干都涂着标语：储蓄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水源、不浪费一滴水，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我连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这村子缺水。

原来先圣先贤的道德教诲也不过是涂在墙上树上的标语。

有意思的是，村子离不开标语就好像镜子外的实离不开镜子里的虚，虚实是一个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根本就是现实和理想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违背的运作结果。虚是实的一部分。

曾经觉得被欺骗的我，顿时觉得释然。

不知道这是不是孔丘所说&ot;四十而不惑&ot;的意思?不过，他的&ot;四十而不惑&ot;也可能是个树干上的标语。

矛盾而危险的钟摆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总还得在某种架构中活下去。像一个钟摆，他悬荡在安全和自由的两个渴望之间，安全时他要自由，自由时他要安全，而两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断地向这边那边挣扎摇摆;摇摆的轨迹，是为历史。

毛泽东时代、昂纳克时代、苏联帝国时代、国民党专政时代，人们觉得安全，但他们追求自由。九十年代，毛早逝了，昂纳克逃了，苏联帝国垮了，人们突然害怕起来。这新获得的自由有一个普遍的名字，&ot;乱&ot;，乱的时候，人们开始企盼强有力的领导。

台湾的报纸说，从前虽是强人政治，但强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现在政治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比从前要庸俗而堕落。

德国的报纸说，从前有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现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经理，他会把档案分门别类就算称职，根本没有能力在乱局中为人民指出新方向。

奇怪，这种思维的内在矛盾和危险性难道不清楚吗?矛盾，因为安全和自由是两个绝对对立的品质，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时又掌握强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险，因为枭雄多半蜕变自英雄，对英雄的渴望是产生枭雄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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