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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ldo;再至江西，人人惬望&rdo;，从此他用人筹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ldo;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rdo;

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ldo;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rdo;，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ldo;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rdo;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ldo;不能草草一出。&rdo;惹得皇帝大怒，批评挖苦他道：&ldo;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rdo;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ldo;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葸不前之罪。&rdo;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说：&ldo;汝之心可质天地，非朕独知。&rdo;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ldo;仍当即赴军营&rdo;。曾国藩的复奏却称&ldo;自问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rdo;，不能再出，且说&ldo;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rdo;，大有与皇帝一切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起程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ldo;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rdo;。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ldo;同流合污&rdo;了。

晚清军队，&ldo;滥举&rdo;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ldo;仅保三百人&rdo;，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ldo;三千多人&rdo;，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ldo;以忠诚为天下倡&rdo;，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他认识到&ldo;不妄保举，不乱用钱&rdo;，则&ldo;人心不附&rdo;。只有诱之以&ldo;名&rdo;，笼之以&ldo;利&rdo;，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ldo;揣摩风会，一变前志&rdo;，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视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ldo;揣摩风会&rdo;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ldo;是非不明，黑白不分&rdo;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ldo;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rdo;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ldo;名利&rdo;，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ldo;概置不问&rdo;，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ldo;按民勒缴&rdo;，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ldo;徒损政体而失士心&rdo;，主张各得所获，&ldo;以怜其贫而奖其功&rdo;。

第二章既生左，何生曾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恩恩怨怨，是晚清以来读史者十分感兴趣的&ldo;公案&rdo;。两人同为湖南老乡，同为晚清名臣，早年一度交往密切。曾国藩于湘军初起之际，筹集军饷之时，得左宗棠之助甚多。而左宗棠之所以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更主要因为曾国藩向皇帝的全力推荐。可以说，两人曾有过&ldo;同心若金&rdo;的阶段。

那么，两个人后来为什么会闹到断交，到死不相往来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两人之间的是是非非。

第一节曾国藩pk左宗棠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ldo;前副部长&rdo;。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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