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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4章（第1页）

最后，《评》文总结说：“从陈独秀上述的整个观点看来，从陈独秀对于中国前途观点看来，他是反三民主义的；所以，在事实上，陈独秀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现在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役，并且是假借反共的名义去在实际上反对国民党的。这样，陈独秀还不是全民族的公敌！还不是国共两党的公敌！”[78]

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重复陈伯达的逻辑，批判陈文“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论战后任何光明前途”，是“汉奸理论”，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奸本质”。

上海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的攻击更加厉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会专门通过《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对陈的“民主与专政”的见解进行系统的批判：指出陈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见，是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美国与西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之特别‘发明品’。这班人把史大林官僚专制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布尔塞维克主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特别归咎于十月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我们的ds亦完全是如此。”《决议》重申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根本思想，只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才加以反对。《决议》还批驳陈独秀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观点，重申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全部政策（如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失败主义，前线双方兵士联欢等）完全是正确的”。

《决议》最后写道：“ds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ds完全放弃他的立场，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79]

这个决议与其说是做给陈独秀看的，不如说是做给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楼国华等人看的。因为他们知道陈不会“放弃他的立场”，而且上海的决议对远在大后方的陈独秀没有任何约束力，而这几个人在理论观点上是与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于感情上的关系，在组织上反对对陈采取制裁和开除的极端措施。所以决议的核心是最后一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1940年7月，出狱后与陈独秀话不投机、在家乡养病三年的郑超麟回到上海。被托派尊为最高“理论家”的他，立即进入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机关报《斗争》编委会，然后他积极写作，为托派的极左传统观念提出一系列理论根据，大力宣传中国抗战的“反动”性质，大力呼吁对国民党领导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全国抗战实行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坚决坚持“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特别维护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维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

郑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80]

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引者）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81]

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82]

恐怕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如此极左的言论了。尽管他解释说所谓“失败主义”并不是在对日战争中使中国失败，而是使国民党政府失败，以造成他们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他是坚信在这次战争中是能引发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驳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你把‘革命的失败主义’误解为秃头无字的失败主义了。‘革命的失败主义’并不是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好些，而是说：本国战争失败对本国革命是有好处的。ld（即托洛茨基——引者）给革命的失败主义下了一个‘足够的定义’说：彻底实行阶级斗争不必顾虑本国战争胜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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