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那些大佬老师和宝贝学生啊（第2页）

批评钱锺书“功成名就，得意欢乐”，看来，吴宓是真的动怒了。钱锺书文中说什么了？他是这样写老师的：

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学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而命运对他实在太不济了。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沾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英文原文收于《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9月版，本段中译文引自沈卫威：《情僧苦行：吴宓传》第188—189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学生识见之广博、目光之敏锐，但越是如此，就越是捅向老师心里的一把利刃。吴宓痛苦不堪，当天把这些观点说给贺麟听：“贺麟来上课。宓送之上汽车入城，告以钱所撰文。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宓滋不怿。世中更无一人能慰藉、愿慰藉我者也。”（吴宓1937年3月30日日记，《吴宓日记》第VI卷第97页）贺听过后认为“言之有理”，这让吴宓更为伤心，更认为除了上帝，天下无人能理解他。世人对他尽是“误解”，这是吴宓的想法，其实，最大的误解恰恰来自他自己。

吴宓与钱锺书的恩怨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过，本文不想多做探讨，我重翻旧账，所关注的还是学生和老师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贺麟认为钱文“言之有理”，那么，说钱锺书考虑不周致使老师伤心倒是有可能的，但扣上刻意讽刺老师，“功成名就，得意欢乐”的帽子则好像过分了。我倒宁愿这么看：这就是钱锺书对老师的真实看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就这么说出来了。孟浪了些，却真实了很多。吴宓日记中说：“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这说明钱锺书并非书呆子，他已经考虑到这些话老师会不高兴，关键是明知如此还是写了，明人不做暗事也寄给老师看了。我感到，文章千古事，文字不是游戏，那里有见解、观点，还有人格、文格，不能苟且也不能对读者、对自己撒谎，关系、情面也就顾不上了。——“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这是温源宁评价吴宓的话，看了《吴宓日记》后，我愈发相信这话说得千真万确，学生钱锺书的文章同样也是一针见血。

江湖险恶，世俗是一把杀人的刀子。半个多世纪以后，1993年，钱锺书有机会读到吴宓日记——里面有对他的不满，也有很多赏识他才华的记录——此时，已为“文化昆仑”的他以非常谦恭的态度把一切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深悔少年孟浪，赶紧要填补这个道德的大窟窿。他给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信中写道：“余卒业后赴上海为英语教师，温源宁师亦南迁来沪。渠适成ImperfectUnderstanding一书，中有专篇论先师者；林语堂先生邀作中文书评，甚赏拙译书名为《不够知己》之雅切；温师遂命余以英语为书评。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倘蒙以此书附入日记中，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33—234页）这样的“补悔”，至少能证明钱锺书在当年的无心之过，也符合当今大儒的慈祥、和善的公众期待。中国人的传统说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如父母，也就是将两者在伦理上的平等取消了，对父母历来要讲恭敬和孝顺的，对老师的不恭，那可不行。

父慈子孝，家庭和谐，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偏偏出来个鲁迅，认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乃是做父母的天然责任，子女们没有什么“恩”可感，更不能拿这“恩”来要挟子女使之为己牺牲，子女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他们的奴才，相互间若有关系，除了“爱”，不应是其他。（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下子更乱了，那么胜过父母的老师呢，他与学生应该是什么关系？以吴宓和钱锺书关系为例，他们处理得还不错，吴宓虽然一辈子对钱锺书不是痛快地满意，但那都是记在日记上的话，表面上恐怕还是君子依旧。晚年钱锺书的检讨一洗刻薄之名。呜呼，钱锺书当然要检讨，不然这个罪名他怎么顶得下来？不过，有时候，我也怀念那个少年孟浪的钱锺书，他更真实，他也让我看到，老师和学生本来是为了传道、求知所结成的自然、平等的关系，不能畸形化为主奴关系，更不能变成江湖老大与众小弟的关系。

三

与钱锺书相比，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字，多给人以平和、冲淡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未免失之片面，周作人火气大的时候比钱锺书直接多了。钱锺书对老师，无非是借书评微讽，是忍不住开开玩笑，而周作人则直接炮轰老师，来个《谢本师》，主动跟老师说拜拜，而且还登载在公开发行的杂志《语丝》上，等于昭告天下。

关于此事的背景，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是这么写的：

这一年（1926），正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酝酿着发动北伐战争，周作人在日本时期求师过的章太炎突然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赤党”。通电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周作人立即在《语丝》94期（1926年8月28日出版）发表《谢本师》一文。（钱理群：《周作人传》第32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

在《谢本师》中，周作人首先感谢十八年前在东京从章太炎学习之恩，并强调：“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然而，笔锋一转便是：“……这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周作人：《谢本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743—744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5月版）这好像与他老哥鲁迅在章太炎去世后的评价正相反。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唉，一个老师吧，如果教了一群籍籍无名的学生，会觉得一辈子没有成就感；可是教了些名声太大、主见太多的弟子（如周氏兄弟），简直又里外不是人，左右都不行。周作人下面的话够难听：

然而性情总是天生的，先生既然要出书斋而赴朝市，虽是旧弟子也没有力量止得他住，至于空口非难，既是无用，都也可以不必了。

“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萧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这是我同疑古君私下称他的名字）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周作人：《谢本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744页）

在这之后，周作人还在《革命党之妻》一文中对章太炎与徐锡麟的弟弟等“浙绅”呈荐省长一事也小小地讽刺了一下。反了，反了，学生给老师上起课来了，还“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这是什么混账话？！

章太炎是什么人？江湖人称“章疯子”，这“疯”的级别可不是耍耍无赖的疯，那是见过大世面、不怵权贵的角色啊，皇帝、总统都不放在眼里。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指名道姓地大骂光绪皇帝是“小丑”，断言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章太炎还打上袁世凯的总统府，老袁不见，他把人家接待室砸个稀巴烂。老袁把他软禁起来，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照骂不误。袁大总统，洪宪皇帝，还得给他供吃供喝……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受得了学生周作人的这口气？我没有查到他对此事的反应，想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人“谢本师”吧，他那么多学生难道就没有一个通风报信或搬弄是非的？也许，太炎之为大师就在这种地方，对权贵，那是横眉冷对；对于自己的学生，文弱书生，逞什么强，耍什么威风？不必，没有。

周作人在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曾有一节《章太炎的北游》，提到他当年写《谢本师》的事情，学生又承认孟浪了：“后来又看见论大局的电报，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我就写了《谢本师》那篇东西，在《语丝》上发表，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但在那文章中，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29页）周作人说话是曲曲折折的，在这里他只是说文章的一个细节不当，并没有说这文章不该写。问题是，他就此便与太炎先生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了吗？非也。时间不太久，六年后的春天，太炎先生北上讲学，他们就见面了。从他文章中引旧日记看，第一次（1932年3月7日晚）他是“被通知”太炎先生来了，大家要一起招待先生，既然马叙伦（夷初）能喊他去“接驾”，证明章太炎对周作人已没有什么想法。钱玄同的日记中也记太炎先生这次北上和蔼多了：“午回家，饭毕，即访幼渔，与同至花园饭店访老夫子，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钱玄同1932年3月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8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益为和蔼”越发有师尊的样子了。

一个月之后，周作人去拜见章太炎，有“谢本师”事件在前，没有什么尴尬事发生吧？周作人的日记所记十分平淡：“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幼渔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逷先、玄同、兼士、平伯、半农、天行、适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29页）有人批评周作人“薄情”，看来不假，要么就是他善于伪装。钱玄同的日记虽然也是所记不多，却有细节，且事关周作人：

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六时许，一行人至幼渔家，他赏老夫子吃饭也。启明亦来，不“谢”了，不“谢”了。很好，很好！十一时，我与半农、建功送他到家。（钱玄同1932年4月1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856页）

这一句“不‘谢’了，不‘谢’了，很好，很好！”就是专对周作人（启明）讲的。从语气上感觉有一种如释重负后的欢快，也就是说“谢本师”这件事毕竟是一个心结，两个人具体见面怎样，钱玄同没有记，但是面对老师和同学冰释前嫌，大家都轻松愉快。从这文字语气，以及前面宴会曾有请过周作人来看，此事，太炎先生可能早就过眼烟云了，周作人或因尴尬或怎样，总是不能不心存芥蒂，所以才有钱玄同“不‘谢’了”之谈。之后还有相见，周作人去听过章太炎的演讲，还力邀章太炎到他家吃饭。5月4日，太炎先生有一封辞谢信：“玄同足下：星期五割后呼吸仍未通，本星期五尚拟割治一次，逮星期日恐尚未合创，启明处或未能赴也。再者，鼻病例须戒酒，启明盛言，殊不克副，烦为道谢。书覆，即问起居。”（章太炎1932年5月4日致钱玄同信，《章太炎全集》第15卷第224—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写信那天是星期三，那个星期五未能成行，是身体原因。又隔十天，5月15日，他们相聚于周家，太炎先生兴致不错，又写字又照相，相见甚欢：

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逷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系陶渊明《饮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饭用日本料理生鱼片等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30页）

我下午四时至周宅，今日启明赏饭于其家，日本与绍兴合璧，日本菜极佳。同座为朱、马、沈三、俞、魏也。大家均请老夫子写字，他称平伯为“世大兄”。十时许毕，再回家。（钱玄同1932年5月15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860页）

吃得好，喝得好，太炎先生兴致也好，好，好。

周作人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两件事，都跟“同学录”有关的，这关系到太炎先生是不是把他当弟子的问题。一件事是苏州国学讲习会方面有人刻了一种同门录，周作人大名在列，而鲁迅等很多人被漏了。钱玄同在1932年7月4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讲到此事：

此外该老板（指吴检斋，因其家开吴隆泰茶叶庄）在老夫子那边携归一张“点鬼簿”（即上边所说的同门录），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且并无其大姑爷（指龚未生），甚至无国学讲习会之发祥人董修武、董鸿诗，则无任叔永与黄子通，更无足怪矣。该老板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然则此《春秋》者，断烂朝报而已，无微言大义也。（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31页）

“老夫子”是他们对章太炎的称呼，同学录名字不全，乃凭老夫子“记忆所及”列出来的，所以漏了很多不该漏的人，但正因此，“大名赫然在焉”也便有了特别的意义。你看，老师记着你，老师没有忘，周作人应该放心了吧。——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要一口气想个周全也不容易。比如对鲁迅，他也没有忘，1932年春在北平时，他就问起过：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孙伏园：《惜别》，《孙氏兄弟谈鲁迅》第3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老师不仅关切，还为学生开脱，可见这个老师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大度的，哪怕学生不大想起老师，一想起来可能还要嘲讽他两句。

至于另外一件事，则是1933年6月7日，为刊刻《章氏丛书续编》，经钱玄同之手，周作人捐资一百元，“因为出资的关系，在书后面得刊载弟子某人覆校字样，但实际上的校勘则已由钱、吴二公办了去了”（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29页）。不管是花钱买的，还是怎么样，这“弟子”是在编在册的，如果太炎先生不首肯，恐怕名字也是刻不上的。刻上了，它还要随老师不朽著作传诸后世呢。无上荣光啊。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早就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过了半年之后，才写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这次是高度赞扬：“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周作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522页）1943年4月，已经事伪的周作人去南京办事，顺便去了苏州一趟，两天时间里，他拜访了太老师俞曲园的春在堂，又拜谒了老师章太炎的墓地，第二年写文章这么说：“我又去拜谒章太炎先生墓，这是在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情形如郭先生文中所记，兹不重述。章宅现由省政府宣传处明处长借住，我们进去稍坐，是一座洋式的楼房，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殊属遗憾。俞、章两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却都别有一种特色，俞先生以经师而留心轻文学，为新文学运动之先河；章先生以儒家而兼治佛学，倡导革命，又承先启后，对于中国之学术与政治的改革至有影响……”（周作人：《苏州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71—172页）这些都能表明他对老师的感情，自然，做一个章门弟子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耐人寻味的是1950年周作人以笔名“鹤生”在《亦报》上所写的一篇短文《章太炎的弟子》。他说，有传闻认为章门是分门人、弟子、学生三种区别的，“但照他老先生的性格看来，恐怕未必是事实”。他认为老先生并无等级之分。讲到具体的人，大弟子当然是黄侃了，但是周作人认为“真是敬爱老师的”还是钱玄同，我们注意他怎么写钱玄同与章太炎的关系的：

虽然太炎曾经戏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玄同对于汉字知道得太深了，他从文字上觉得楷字之不合理，所以结果到了两头极端的理论，即写篆文或废汉字，虽然事实上知道都难做到。经学方面太炎主张古文，玄同则是从崔适主张今文的，也是相反，可是他对于先生的尊敬三十余年如一日，民报社讲学时期、钱粮胡同幽囚时期，不必说了，末次北游时期差不多每日随侍在侧，有一天到北大研究所来讲《广论语骈枝》，学生听不清南方话，临时由玄同翻译国语，这件小事也很有意思。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周作人：《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77—678页）

知堂乃作文高手，我简直怀疑这是通过写钱玄同在不露声色地表露自我的心迹：“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写这句话时，是他想起了当年“谢本师”的事情吗？

我爱知堂也如此，做人要有是非有原则，哪怕对“吾师”，不然，那是小市侩，有谁还爱读他的文章？学生尊敬老师，天经地义，可是奉老师为教主，天天只能背语录，在老师面前咳嗽一声也不敢，这就不是尊敬、敬畏了。跟老师探讨一下问题，有什么大不了，哪怕说出“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这种过头话，那是真诚，那是对老师“令名”的爱护。至于写过《师门五年记》的罗尔纲，转过身再写批判胡适的文章，那是不得已，也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再有。

现在听学生口口声声喊老师为“老板”，我觉得师生关系变味了，于是不禁想起这些老旧故事，再做老生常谈。

2020年5月28日零点

6月1日改定

都市最强魔尊苏尘陈芷雪  锦衣卫指挥使的宠夫日常  雾过洞庭湖  你目光所及  拟任厅长  苏尘陈芷雪魔尊归都  咸鱼作者狠强势  魔尊归都苏尘陈芷雪完整版  魔尊归都小说苏尘陈芷雪  对牛谈心  龙帅临门叶无道  护国神帅叶无道徐灵儿  凌氏夫妇马甲太厚  龙帅临门至尊狗剩  险走洞庭湖  爱海恨涯  百变神探  苏尘陈芷雪免费章节  岳阳监狱保卫战  魔尊归都不可爱的萝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