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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第2页）

正如大英帝国之前所说，这次对“大陆的承诺”几乎是在“理智间歇性丧失下”做出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把克罗、麦金德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思考，就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逻辑。克罗一方面认为海上霸权和国家自决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强调陆地霸权和权威主义间的联系，而这意味着麦金德所警告的大陆联合将比仅控制海权更具危险性：这将置自由本身的未来于危险之中。当侯爵称英国不能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或许英国必须结束对同盟长期以来的不信任：勋爵最后的外交成果（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首次背离。类似的欧洲同盟，例如日后的三国协约，或许也变成了必要之举。英国已经无法继续背负1895—18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光荣孤立”之名。显然，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大陆上的专制需要得到遏制。对很多人来说，这又绕回到了坎宁的观点。

假如索尔兹伯里侯爵能够以北美的民主统治来对抗可能在欧洲蔓延的独裁，那么他实际上是依赖“新世界”平衡“旧世界”的力量的。如果麦金德能够用游牧者马匹换火车的图像提出警示，却未在美国看到同样的风险，那么他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克罗能够预见众多知足国家会联合起来抵抗一个贪婪国家（一位美国总统很快会为我们呈现这一景象），那么这个联合体必定立于麦金德、索尔兹伯里侯爵和坎宁等人所建立的基础之上。尽管未来尚不明确，但所有人都已经下了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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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都认为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到1914年，美国的制造产出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其钢产量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德国又是英国、法国、俄国三国总和的两倍。美国的技术创新无可匹敌，食物盈余养活了欧洲的大部分人口，贸易顺差让它赢得了世界上13的黄金储备。虽然海军规模仍无法和英国、德国比拟，但是在欧洲开战的当月，美国人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大大缩减了所有人于世界两大洋之间的通行时间。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但仍旧不是强权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于19世纪40年代获取并在60年代后继续得到维系的大陆霸权，让美国人无须在新世纪伊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外部威胁既不清晰也不紧迫，菲律宾殖民地带来的麻烦也多于价值。外交政策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质，1899—1900年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是如此。尽管军队规模还不及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但美国照样可以缔造和平：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朴茨茅斯条约》（新罕布什尔州）结束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让美国人远离了1914年于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美国与战争的关联要比他们预期的更多。1815—1914年的100年里欧洲并无大战，而《门罗宣言》和坎宁的父权主张提出后的90年恰好处于其间。美国则卷入了此前的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发起的战争，其具体名称分别为1754—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98—1800年的美法准战争和1812—1915年与英国的战争。1917—1918年、1941—1945年，美国再次参与海外战争。冷战从未演变为热战，但仍是美国历时最长的海外干预事件。这可能也是冷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被重命名的原因。

如同无法注意海洋变化的鱼一样，1823—1914年的美国人虽然并无觉察，但也并未过分置身于强权系统之外——没有林肯和苏厄德那样资质的人很难看到这一点。这个系统是这样的：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英国就将其文化远播至欧洲以外的世界。这样一来，对抗带有潜在敌意的欧洲人，担心克罗所称的以刀剑为基础的“系统”“地域扩张”，便成为一种必需。当这种系统性的扩张真切发生时，这些越洋的英国后裔也不禁警醒：假如失去了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庇护，他们将身在何处？不论美国人如何嘲讽自己年老的父母，他们也无法拒绝自己所继承的语言、制度、宗教、事业和安全，无法切断深入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关联。所以，当英国做出自己的“大陆承诺”时，不论结果好坏，这也是对他们这些海外后裔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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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不厌其烦地呼吁“事实与名义上的”中立、“思想与行动上的”公正，并“克制我们的情绪”。但是，他警告自己的心腹爱德华·豪斯“上校”，如果德国获胜，“我们文明的进程将因此改变，美国也将变为一个军事国家”。毕竟是德国人（而非英国人或法国人）侵犯了中立的比利时，他们洗劫城市、大学，甚至连无可取代的古老图书馆都不放过。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充满担忧地说，这种残忍恐怕会“让世界倒退三四个世纪”。

不过，作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没有必要立马站队。国家也未对此达成共识。对英国和法国的食物与军用物资进口欣欣向荣，以至当进口商无法付款时，威尔逊取消了先前对发放贷款的禁令。英国海军不希望给德国同样的机会，于是他在公开场合表示中立，私下里却偏袒前者。延迟参战也能让威尔逊选择时机：豪斯向他保证，若能够谨慎行事，他就能够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那个人。这并不仅仅是依靠军事部署，而是要精心设计一个新国际体系来替换之前导致战争的旧体系。

在豪斯的辅佐下，威尔逊以交战国必须参战为前提，提出诸多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如果美国要参战，就必须果断行事：内战的规模暗示美国能够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第二个假设是美国参战可能会使战争延长，因为战场上的僵局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挑衅性海上封锁。第三个假设是潜艇对陈旧的海战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不亚于此前铁路对各种阻吓大陆团结势力的破坏。

德国认为潜艇是对英国的海面霸权的一种合理反击，但问题是潜艇很难识别船只、获取战利品或者判定船员的国籍，它们无法以传统封锁战那样的标准行事。因此，它们威胁到了中立国和参战国的贸易，而这正是在此前战争中被坚定捍卫的权利（甚至得到过林肯迟来的支持）。它们威胁到美国对英国、法国的战时出口利益，以及战后贷款的偿还。最糟糕的是，潜艇还让非作战人员死于非命：1915年5月，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轮船被鱼雷击沉，导致128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差一点儿因此宣战。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最终宣战。卢西塔尼亚危机后，德国一度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无限制潜艇战，但后来又恢复了这种战术，这正是美国宣战的主因。德国人原先打的算盘是，无限制潜艇战会迫使英国、法国在美国派军到欧洲前就同德国媾和。不过当时威尔逊还是拿不准公众是否会“不管到底有多少美国人在海上丧命”而全力支持参战。开战还需要更多必备条件，碰巧的是，就在总统宣布开战的前几周，德国人自己送上门了。

在恢复全部潜艇参与战事的同时，德国人向墨西哥发出一项秘密提议：如果美国如期派军至欧洲战场，墨西哥可以在德国（或许还有日本）的帮助下抓住机会重新夺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英国情报破译人员截获了电报，并将其透露给华盛顿，威尔逊则将其公之于众。德国的行径已不仅是在破坏美国的中立权利，而且是在危害美国的领土完整，而这更能扰动美国的敏感神经。

接着在3月，三国协议中的俄国突然发生革命，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看上去俄国将结束专制，未来将成为美国的盟友。威尔逊在其战争咨文中说，正是俄国的变化让他得以空出手来去拥抱让世界“民主不受威胁”这一更为崇高的使命。威尔逊没有说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他的确是在向世人宣示，美国这个在战争爆发时尚无强权欲望的国家，正成为这场战争的进程、结果和未来的决定性影响力量。正如他在自己第二次就职演讲中所说：“我们不再是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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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威尔逊表现得还不错。为了避免反战派阻止他在1916年的连任，他表面上摆出避免战争的姿态，却在暗地里筹划军队。他等待德国再次发动入侵比利时这种与政治利益相悖的军事行动。果不其然，德国取消了对潜艇的限制，并且不明智地向墨西哥示好。他把俄国的革命变为美国的战争目标，没有给同盟任何反对的机会。威尔逊及时派军至法国，挫败了德国在1918年春天的进攻，并在秋天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1月停战后，威尔逊成为首位在职期间穿越大西洋的总统，在巴黎、伦敦和罗马接受古罗马人式的胜利。

豪斯曾警告威尔逊，他的影响将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达到顶峰。摆在眼前的和平磋商需要更多的外交经验而非执政技巧，而这正是威尔逊所缺乏的。美国长期缺席国际体系，外交政策专家凤毛麟角，威尔逊没有俾斯麦，没有索尔兹伯里侯爵，甚至没有克罗那样的人才。他只有豪斯，这位仅在得克萨斯州的政坛获得历练的年轻人。此时的豪斯发现，自己正在和总统威尔逊一起“得其所愿，重绘世界的版图”。

他们的确获得了调查小组的帮助。该小组成员是他们招募的学术顾问，主要职责就是为战后安排提供原则指导。威尔逊将这些原则中的精华放到他于1918年1月8日提交给国会的“十四点原则”中。尽管这“十四点原则”善意满满，但不论是他还是整个小组都未能充分考量实际的历史、文化和先例。一位法国外交官回忆说，“不了解欧洲政治”的威尔逊全然投身“和当下紧迫事情毫无关联的理论追逐之中”。

例如，何为“总是坦率地在公众视野间”施展外交手段？何为在“可能因国际行动而全部或部分封闭”的海域保障“完全的航海自由”？何为将军备减少至“足够保障国内安全的最低水平”？何为在殖民纠纷中给予“民众利益”和“待定合法政府利益”以“同等考量”？威尔逊的目标过于自由地凌驾于策略之上，而其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宣称解决巴尔干冲突仅需要“参照国家与各自效忠的历史，进行友好的协商”——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这种论调引发的。他断定只要“改邪归正”，“我们就能成为那些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政府和人民的亲密伙伴……我们携手共进，直到永久”。

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不久前的发言一样，这些话并非只是威尔逊的权宜之言。因为就在威尔逊发表该演讲的两个月之前，俄国爆发了另一场出人意料的革命：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威胁退出英国、美国、法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敦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主子。威尔逊的回应极为模糊，他号召道：

从俄国领土撤离以及所有俄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将确保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最为良好和自由的合作，使其得到无碍且舒适的机会，独立决定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确保其能够在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得到自由国家的真诚欢迎，并给予其一切所需及自我所期的帮助。

有人可能会迷惑，威尔逊所认为的“帝国主义者”到底是谁？最起码，列宁和托洛茨基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后来威尔逊进一步把人搞晕：他派美军到西伯利亚和俄国北部，表面上是和多国一同让俄国陷入战争，实际上是要废黜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他又通过战胜法国境内的德军保护了布尔什维克，抵消了德军在东线的胜利以及《布列斯特和约》所强加的迦太基式和平。然而，当俄国退出战争时，威尔逊将美国引入战争的那套手段却完全失效。这预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和平原则是永恒的，但结果证明，这些原则不仅受时间的限制，而且还为快速变化的时代所击败。威尔逊想的是维系民主在全世界的安全，但民主招致战争危害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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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反映着政策时，他是在设定一项标准，即三十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这种无明确目的的例外事件不应再次出现。《战争论》出版后的80年间确实没有出现这样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但有着明确的目标，发生在有限的范围。拿破仑之后最为血腥的冲突是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前克劳塞维茨式的倒退：如果那些最初的参战国知道后来所付出的代价，它们还会参战吗？

尽管如此，1914年8月，带着雅典集会民主自发性的整个欧洲的民众却都在欢迎战争：当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重新点燃那种精神时，可不是为了寻求和平。我们不可能知道伯里克利准备接受何种损失——瘟疫带走了他的生命，使他永远无法想到林肯在1865年所知之事，但我们知道的是，雅典这个后世所有民主体制的楷模最终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它虽不惧怕战争的伤亡，但没有质疑战争目的的能力。

美国参战前三个月，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提出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战争难道不是应该保护而非消耗和毁灭国家的吗？妥协能否实现战争的应有作用？杀戮能带来什么成果？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调解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没有领导者敢对他的“民主政治”说出实情：战争向来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于是，每个人都盼望着更多的新武器、更多的进攻、更多“过头”的战壕冲锋能够为显然没有意义的事情带来意义。

美国参战后，威尔逊放弃了调解。他确信一个国家参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取得完胜，但这也不会让非正义的和平变得名正言顺。因此，尽管多数时候胜利和正义都互相矛盾，但威尔逊还是试着把它们一同写入“十四点原则”中。此外，威尔逊还在“十四点原则”的最后一条中提出一项裁决手段：基于“使大小各国同样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的具体盟约”，成立一个“各国的联合协会”。

这个想法有多重来源，其中之一就是克罗在1907年所提出的要为联合反抗“梦魇”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克罗备忘录首次出炉之际，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就表达了支持。1915年，仍然在职的他通过豪斯向威尔逊提议，应当成立一个战后国际联邦来替代调解：他坚持认为，只有今日的参战才能阻止未来的战争。基辛格曾说，“格雷了解他的人民”。“自年轻时代起，威尔逊就坚信美国的联邦制度应成为一个终极‘人类议会’的典范。”

假若如此，威尔逊实则忽视了美国民主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的辉格党：这些制度的目的是行使权力还是防范权力不被滥用？在1918年4月，美国人欣然说服自己，只有战争才能恢复他们的安全，恢复他们的荣耀和自尊。当然，这不是说在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将承诺确保其他所有人的安全。美国的民主寻求权力，也极度不信任权力。

英法民主有其自身的矛盾。它放不下为战争所做的牺牲，坚持要求德国人承认“罪行”并且支付赔偿——即便在非民主的情况下，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以和解缔造了和平，而这次却没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觉原则都和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提到的边界“修正”相矛盾，也无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永续”原则协调。尽管威尔逊试图依靠国际联盟来修正《凡尔赛和约》中的不公平，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打算把德国或苏维埃俄国作为这个新联盟的创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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