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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灵魂与国家（第2页）

奥古斯丁将他认为开战国家应具备的标准列为一份检查清单，而不是规定为戒律。他知道先知多么频繁地怒吼出戒律，又在必要时或者发布来自天堂的新指示时，取消这些戒律。尽管在铲除异教徒方面毫不手软，但奥古斯丁更倾向于用说服的方法来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总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点？”或“这样做是不是有意义？”他认为在这个领域没有必要对人诉诸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做法为他赢得了追随者。

那是因为清单比戒律更能适应变化。水手在出海前依靠它。士兵在制订任务计划时采用它。外科医生对照它，以确保器械准备齐全，且没有被遗留在患者体内。飞行员要审查它，以确保安全起飞并平稳着陆——最好是在预定的机场。父母借助它，以便接送孩子时不会出差错。清单给人们提出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下的常见问题，使人们在尽量减小意外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同时，处理那些真正发生的意外情况。

奥古斯丁所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是凡人之城中灵魂的地位，因为只有最适合的人才有希望进入上帝之城。基督教之前的神很少做出这样的区分：异教徒的来世，与英雄、恶棍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人同样可怕。然而，基督教的上帝则不同：人活着时的行为会对死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战争中遵循规则至关重要，否则代价将是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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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古斯丁的清单存在问题。如果这么有必要遵循规则进行战争的话，他为什么要像只松鼠一样，将就这一问题所写的那么多作品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阿奎那、格拉提安、格劳秀斯、路德、加尔文、洛克、康德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寻觅、挖掘、编纂和应用奥古斯丁在治国理政领域的洞见。奥古斯丁怎么能希望通过隐藏具体方法而拯救国家或人的灵魂呢？《忏悔录》已经证明奥古斯丁的写作能够做到清晰易懂，就像他作为主教时成千上万次的布道一样，其中许多场布道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然而，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

奥古斯丁在其职业生涯的后半段承担了繁重的主教职责。这给予他雇用抄写员的权力，他们将奥古斯丁的想法速记下来，但这反而增加了卷帙浩繁的负担，因为谁会有时间阅读所有速记内容，并将其组织成篇以便阅读？奥古斯丁的言论，就像尼克松的录音带一样，淹没了创作者的思想。因此，虽然奥古斯丁的清单会影响人类对未来数百年战争的思考，后世的思想者也可以花时间去挖掘晦涩难懂的文本，但其是否对之后发生的战争冲突起到了缓和作用，尚未可知。

但是，也许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甚至清晰的描述也不能将其解决。奥古斯丁从来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一神论者。他对理性的崇拜程度和他对上帝的崇拜程度相当，但他从未表明基督教的上帝会比罗马主神朱庇特更接受理性的约束：“这两个角色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奥古斯丁因这一矛盾而感到不安。

为什么战争会爆发？当然，它们反映了国家衰亡造成的人类的罪恶。但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战争也必须符合他的意志——而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行为始终表现出他对人类的爱。因此，人类必定以某种方式从战争中受益，也许是通过受罚的方式受益，就像小孩子受罚是为了其能更好地成长，也许是死后会被送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有些战争是正义的，而另一些则是非正义的？为什么存在评判标准？奥古斯丁提示，这些标准指示了路径，凡人之城里的义人通过这条路径前往上帝之城，而将不义之人留在身后。

但是，如何区分义人与不义主义之人？和平主义并不在判断标准之列，因为奥古斯丁认为服军役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条件，否则基督教也难以生存。服军役是无条件的：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基督徒士兵必须遵守命令，并且只能期望那些命令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命令是否符合正义标准所反映的是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的现实。因此，即使是非正义的战争，如果是为上帝而战，也可能变为正义之举。在米洛斯的问题上，奥古斯丁本该与雅典人立场一致。他是一位神学界的“潘格洛斯博士”，在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下总能看到最好的事情。

但也许奥古斯丁的清单为你留出了妥协的空间，如果你确实有回旋空间的话。当你要在秩序与正义，战争与和平，恺撒与上帝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可以在某个指向上展现出倾向性，并灵活地进行调整。此时的你就是在协调目标与能力，因为奥古斯丁认为，正义、和平和上帝属于目标一类，而秩序、战争和恺撒则属于能力一类。

反过来，协调意味着相互依赖。没有秩序，正义就无法实现，和平也可能通过战争来换取，如果人类要接近上帝，就必须要与世俗的力量和解（甚至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改变宗教信仰）。每一种能力都代表一种能够实现的抱负，这很大程度上近似于孙子以实践约束其原则，但这种约束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均衡性，即所采用的手段必须适合或至少不违背最终的目标。这就是奥古斯丁的倾向：倾向于一种超越时间、地点、文化、环境以及圣徒和罪人之间差异的战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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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基雅维利下了地狱，更糟糕的是，他在那里还很满足。但奥古斯丁或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如果有的话）则不会如此。马基雅维利于1469年在希波出生，并在佛罗伦萨度过了他人生大部分时间。希波与佛罗伦萨之间的距离并不远，都在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然而，到了15世纪末，罗马变化巨大，罗马君主由教皇担任，并管理着众多截然不同的帝国：一个太世俗的凡人之城，受制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而罗马天主教会，一个据称具有普世性的上帝之城，与中欧和西欧的世俗主权不和谐地共存着。一些中欧和西欧国家当时正在教皇形式上的监督下，将其统治势力扩展到南亚和东南亚的边缘，以及新发现的大陆，这片大陆不久之后会被称为美洲。

从位于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高处的办公室里，年轻的马基雅维利（一个在这个城邦政府中步步高升的官员）可以看到纪念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庆祝活动：韦斯普奇是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认识这个家族。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此书是他于1515年在政府失势后开始写作的）的开篇第一句话中指出“发现新的方法和途径，其危险性不亚于探索新的海洋和未知土地”。但是，这不是因为上帝的愤怒，而是出于人类的嫉妒。奥古斯丁对这两者都表示担心。而最近被监禁且备受折磨的马基雅维利，相比敬畏上帝，更害怕人类。

马基雅维利不是不相信上帝，也不是对上帝不敬。他的作品经常提到上帝，就像他所在的文化的习惯一样。但是，马基雅维利狡猾地暗示，古人的众神和基督教的上帝可能是同一个。他很少参加弥撒，他的朋友对他议论纷纷，甚至取笑他。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自告奋勇地为上帝代言，或试图解释上帝，除了他在《君主论》中写过的一句重要的话“上帝不会独揽一切事务”。但就凭这本书足以将马基雅维利送入地狱。

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会备受争议，因为马基雅维利小心地补充道：“这样就不会夺走我们的自由意志，以及属于我们的那部分荣耀。”自由意志难道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吗？难道它不应该将人们引向救赎吗？那些实现救赎的人不是光荣的吗？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像这样的问题已经违背了他认为上帝无所不能的信念：在预先确定的世界中，自由如何存在？奥古斯丁对这些对立感到不安，他试图在其史诗级著作中调和它们，却功败垂成。相比之下，马基雅维利更轻松地看待这些对立。如果上帝说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么人类的意志便是自由的。如果世人试图在理性的范围内约束上帝，难道不是很傲慢的行为吗？对世人来说，不去尝试约束上帝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

顺着以赛亚·伯林的思路，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奥古斯丁是“刺猬”，马基雅维利是“狐狸”。在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鼓舞下，你可能会承认：马基雅维利拥有一流的智慧，他心中存在着对立观念，却不影响其行动；奥古斯丁虽然尽职尽责，但略显逊色。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但两者之间更明显的区别可能在于气质：借用米兰·昆德拉的一个说法，马基雅维利发现“生命之轻”是可以承受的。而奥古斯丁也许是因为年少时为一棵梨树所神伤，对他来说“生命之轻”是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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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生命之轻”？我的学生会说，它是指学会不“不担心”，而马基雅维利，通过许多模糊限定词将其用作动词。

许多人一直秉持，并且仍不放弃这样的观点：世俗事物是由命运和上帝所支配，人们凭借自身智慧无法将其修正，实际上，世人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世人可能会判断某人不需要为某事而太过劳心费力，而应顺其自然……当我有时想到这一点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

但最终，马基雅维利不愿像羽毛一样被吹飞。“我认为，命运可能决定着我们一半的行动，但它将另一半（或接近一半）留给我们自己把握。”50%依靠命运，50%靠自己——上帝所能做的则为零。人类只能胆战心惊地依靠自己。

马基雅维利从佛罗伦萨人对亚诺河的治理中得出经验。河水泛滥时会造成巨大破坏，但如果人们有远见，可以通过建造堤坝来减轻危害。上帝可能会赞成佛罗伦萨人的做法，但他不会亲自限制洪水流速来帮助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运作方式也与此相似。如果统治者昏庸，人们的贪婪会很快将他们自己吞噬，无论是通过内部叛乱，还是通过外部战争。但是，如果以“能力”（virtù）（指不通过祈祷而做出规划）来治国，则国家可以约束（即使不是在所有方面控制）运气或机会的运作。

人们所需的技能是模仿、适应和估量。马基雅维利对历史研究表示赞赏，“因为人类几乎总是走在前人开创的道路上，并通过模仿他人来行动……一个谨慎的人应该总是选择由伟人开创的道路，并模仿那些最优秀的人，如此一来，即便他自己的能力不及那些伟人，起码在气势上可以与之相比”。这就是适应。马基雅维利的“气势”，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镜像和相似之间的区别，时间的流逝使这种区别日益凸显。那估量是什么？“谨慎的弓箭手，”马基雅维利指出，知道自己的弓的力量，“会将他们的目标设定在远高于预期的地方，不是要让箭真射到这样的高度，而是通过设定高目标来实现他们的计划。”因为结果会有偏差——当然，重力是影响因素之一，也许还有风，谁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影响因素呢？也可能目标本身就在移动。

除了形势会发生变化之外，几乎不存在什么永恒真理。马基雅维利和奥古斯丁都知道，在一种情况下有意义的事情，在另一种情况下未必仍有意义。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基雅维利希望去地狱，并不试图解决这种差异；奥古斯丁盼望去天堂，将解决这些差异视为己任。马基雅维利饱受折磨，却经常看到乐观的一面。奥古斯丁手握特权，却因心怀愧疚而深感不幸。马基雅维利奔波劳碌，但总有停下来的时候。奥古斯丁则永不停歇。

所谓的“生命之轻”就是指这样一种能力：即使不能在恶中发现善，至少要在面对恶时不受其影响，也许能够战胜恶，甚至可能通过采取预防措施远离那些恶。这一切都是刺猬式的奥古斯丁所不具备的，他作为那个时代呆板的“潘格洛斯博士”，总是试图追溯不幸发生背后的逻辑，并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它们代表着上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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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差异，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都同意，国家在必要时应该根据事先确定的程序发动战争。他们俩都知道目标不等同于能力，都喜欢通过清单而不是戒律来将两者衔接。但是，有公职傍身的奥古斯丁可以花费数年时间来解释神圣的理性，而失去公职的马基雅维利则要努力重获君主的青睐，所以他的作品必须要保持清晰、简洁、谦逊。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从监狱被释放后不久就写下了《君主论》，他的肩膀仍在酸痛，因为他至少6次被双手绑在背后放倒在地。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利在致洛伦佐·美第奇的信中提到的“艰难险阻”，但马基雅维利在给朋友的信中拿自己受到的折磨开玩笑。能够苦中作乐也是一种特长。

洛伦佐可能从未读过《君主论》——他不具备那个年代最聪明的头脑。即便读过，这本书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帮助，因为他在1519年就去世了。马基雅维利则于1527年逝世，他死后5年（也就是1532年）《君主论》才出版。那时，此书臭名昭著。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它同时在为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辩护。它于1559年第一个被收录进教廷禁书目录。它招致莎士比亚的嘲笑，却激发了约翰·洛克和美国开国元勋们的共鸣。不管是好是坏，它创造了“政治科学”这门当代学科。它让我自己的学生们在许多个夜晚辗转反侧，不断思考一个问题：“这是我毕业后必须要做的吗？”如果说奥古斯丁年纪幼小便已罪大恶极，那么《君主论》虽篇幅短小，却影响巨大，至今仍旧带给我们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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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发生在1502年的一个清晨，在席塞那的广场上，罗马涅地区州长雷米罗·德·奥科的尸体被发现断为两截，中间插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和一块木头。“场景如此残忍，”马基雅维利回忆说，“让人们既感到大快人心，同时又目瞪口呆。”恺撒·博尔吉亚任命雷米罗为罗马涅地区州长，指示其平定这个难以控制的领地。雷米罗照做了，但手段很是野蛮，以至永远无法赢得人民的忠诚。所以博尔吉亚不仅解雇了这名下属，还将其肢解，并陈尸于街肆，由此达到震慑的目的：以杀死一人为代价，换来其他人得救，因为如果再有反抗活动的话，那些人就会丧命。马基雅维利对博尔吉亚的行径总结道：“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责怪他。”

人们会很轻易地认为奥古斯丁会反对这种行径，但这种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如果父母都不曾惩罚孩子，他说道，“我们长大后都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仁慈的苛刻”是为了寻求更伟大的善：这种行为可能是暴力的（对于雷米罗来说确实如此），暴力惩罚孩子也可能显得过于苛刻，但这种惩罚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的这一原则反映了一个常识：如果你必须使用暴力，千万不要破坏你想要保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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