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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墙（第2页）

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是一个社群。如果雅典想要依赖民众的一腔热情发展壮大，那么它必须激发整个城市的各个阶层，以及整个帝国内各个民族的向心力（尽管当时雅典维持了与其竞争对手斯巴达的团结，但它在很多方面仍旧只是一个小城邦）。这就是为什么对伯里克利来说，建立一种文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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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年末，伯里克利在雅典发表了“葬礼演说”，并在这场演说中阐释了其愿景。他告诉哀悼者，已逝者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就是为了雅典的独特性中蕴含的普遍性：雅典不模仿其他人，而是其他人的典范。但是，如何调和这些明显的对立面呢？伯里克利的解决方案是将规模、空间和时间相结合：打造一种对雅典城邦、对整个帝国、对整个时代都适用的雅典文化。幸运的是，在现场聆听这场演说的人中就包括修昔底德或他信任的人，从而得以将这位伟人的演说内容记录下来。

早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就一直在逐渐走向民主。在伯里克利看来，民主是利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在他掌权期间，任何非奴隶身份的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进行发言和投票。雅典公民大会通常有五六千名与会者，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大的审议机构，至今仍未被超越。“我们的普通公民，”伯里克利曾在演说中声称，“是公共事务的公正裁决者。因为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我们认为不履行这些职责的公民……是无用之人。”讨论是“采取任何明智行动之前不可或缺的”。

雅典公民大会将美德与身份区分开来。如果一名雅典男性公民希望参加公民大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那么，即使他身份低微，也丝毫不会产生影响。由此而言，无论人们是参与加强防御工事、修理船只、挥桨划船，还是出资雇人做这些事情，甚至包括抚养后代，都是在为国家服务。经验是有用的，但是像其他社会那样，根据专业划分社会阶层则是不必要的。“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任何一个人，”伯里克利吹嘘道，“能够像雅典人一样应对如此多的紧急情况，并且如此多才多艺。”

仰仗长墙、战船和桨手，雅典人将发动战争这件事情也赋予了民主化。雅典不像等级制度森严的斯巴达，没有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训练的精英战士。但是，雅典会拥有更多的战士，可以依靠他们来保护并决定其利益。“我们的对手自孩提时代开始就要接受苦役式的训练，以使自己成长为勇敢的战士，而在雅典，我们无拘无束地生活，但在应对危险时，我们的准备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雅典公民大会所代表的民主将成为城市的典范，雅典帝国的情况如何呢？因为在陆地上的控制范围收缩，雅典人需要扩大其海上控制范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大约有200个盟友或属国对其宣誓效忠。但这些国家的情势、立场甚至语言都差别很大：雅典是否可以信任这些不同的文化能够促进雅典文化的发展？

伯里克利承认，雅典是通过给予他国恩惠获得“朋友”的，“通过持续地展示善意，令受惠者始终亏欠于我们，这样当那些受惠者报答我们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还债，而不是在免费给予我们恩惠”。尽管如此，雅典人提供的这些恩惠“并非出自利己的算计，而是出于慷慨”。他的意思是，雅典很快会使自己的帝国超越所有的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大，更让人安心。

通过这种方式，民主得以在各种文化中推广。因为担心更坏的情况发生，那些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国家自然会与雅典站在同一阵线。自利会让各方安心，进而变得更为团结。出于这个原因，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的城邦向全世界开放，永远不会制定旨在限制外国人来此学习或考察的条例。”雅典人会发现“享用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像享用本国的产品一样自然”。长墙使雅典公民成了世界公民。

伯里克利的这一演说，对后人的启发在于怀念。他所致敬的那些英雄不需要任何实物标志：“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墓园。”但是，他们的文化将化身为纪念物，成为“不朽的证明”。这些纪念物包括城市的建筑和装饰（伯里克利在这上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富），还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例如哲学著作、戏剧、历史作品，包括伯里克利自己的演说词）。这些文学作品仿佛来自远古时代的漂流瓶中的信息，印证了他独一无二的成就。除此之外，遗迹也是一种纪念物：“我们的勇气使我们得以踏上每一片海洋和陆地，无论是给予敌人痛击，还是对朋友施以恩惠，统统都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碑。”

若论演讲术，唯有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能与伯里克利的此次演说相提并论。林肯在演说中总结了战争的代价与取得的成功，伯里克利则在演说中承认自己的战略失败。毕竟，他原本希望通过将雅典海军打造成无敌舰队，以抗衡斯巴达人的陆军优势，从而避免与斯巴达的战争。同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该帝国的吸引力足以消除它可能引起的任何疑虑。那么，鉴于一场大战已经爆发，伯里克利如何定义一种旨在防止战争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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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修昔底德提供了三种解释。第一，在公元前435年，偏远小城埃庇丹努斯（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身陷内战，向其保护者克基拉求援而不得，最终却得到了克基拉的对手科林斯的帮助，因而激怒了克基拉人。克基拉人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埃庇丹努斯，为与之对抗，科林斯人也派遣自己的船只、军队和定居者前往埃庇丹努斯。之后，双方都向雅典人寻求援助，雅典人和克基拉人达成防御联盟，从而将雅典拖入与科林斯的海战。雅典人围攻了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亚，当时科林斯人正吁求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但转而邀请雅典代表和科林斯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为各自的立场辩护。在那之后，相比双方给出的立场和理由，斯巴达公民大会更为害怕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这是修昔底德给出的第二种解释，更为简洁）。于是，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投票，宣布开战。

第一种解释通过烦琐的细节追踪了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链。第二种解释证实了诸多事件的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不是随机发生的。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揭示为什么“巴尔干半岛上发生的一些愚蠢行为”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希腊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堪比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各国的打击，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参战国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修昔底德的第三种解释，即伯里克利所依赖的自认为万无一失的东西实际上并非万无一失。

修昔底德在重现发生在斯巴达的那场辩论时，较为含蓄地提供了这一解释。实际上，这场辩论是对“伯里克利的审判”，起诉人是科林斯人，辩护人是雅典人，法官是斯巴达人（修昔底德笔下唯一给出名字的发言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独特的文化能够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普及。

一开始，科林斯人将雅典长墙的建造归咎于斯巴达人。几十年前，正是因为斯巴达人“后知后觉”，塞米斯托克利斯的诡计才得逞，雅典人就此认为，斯巴达人“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上”。

你们斯巴达人，在所有希腊人中最为庸惰，在捍卫自身安全方面，你们只是作势要采取行动，却从不将其付诸实践。你们坐等敌人的力量倍增，而没有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尽管世人常说，你们是值得依靠的，但我们担心这言过其实。

相比之下，雅典人“不受国力的限制而敢于冒险，超越判断力的局限而勇往直前”。他们付诸行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即刻便将所觊觎之物收入囊中”。他们“自己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更不会给别人以喘息之机”。正因如此，斯巴达人应该通过入侵阿提卡帮助波提狄亚人。否则，“我们便会被逼入绝境，只能加入其他同盟”。

雅典人则通过回顾希波战争回应科林斯人，尽管“我们已经厌倦了不断提出这个话题”。尽管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战役中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城市（雅典）也已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的是一个仅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希望中的城市，因此，无论是在拯救你们还是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我们都付出了应有的努力”。至于帝国，“我们并非是通过暴力构建的，而是因为你们不愿将与野蛮人的战争进行到底，还因为盟友依附于我们，并自发地要求我们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因此，雅典人所做的即使换成其他人也会这么做。考虑到“战争中突发事件的巨大影响”，斯巴达人应该“花时间”考虑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开错了头，先采取行动，等待灾难来临后再来讨论解困之道”，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支持雅典人的观点。他警告说，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更需要金钱，特别是发生在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因为“除非我们能够在海上击败他们，或者切断他们海军的补给来源，否则我们将占不到便宜，等待我们的将只有灾难”。外交途径是更明智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假如外交上失利，可以部分占领阿提卡，但不是要将其化为焦土，因为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科林斯人在抱怨斯巴达人“行动迟缓”时，忽视了一点：匆忙开战可能会使战争迁延日久，甚至可能会将其“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

最后，由斯巴达公民大会做出裁决，而当时斯巴达的监察官之一斯森涅莱达斯掌控了发言权。他通过循环论证，指出雅典人曾在与波斯人作战时表现良好，但之后对待斯巴达人极为恶劣，因此雅典人理应“因由好变坏而受到双重惩罚”。他认为，继续讨论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斯巴达人啊，支持战争吧！因为这是维护斯巴达的荣誉所需要的……诸神保佑，让我们向侵略者发起攻击吧！”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孰高孰低，难以辨别。但当被要求持不同观点的人分开站时，支持斯森涅莱达斯的人占大多数。这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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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没有参加这场发生在斯巴达的针对他的“审判”，但他应该在选择代表方面更谨慎些。尽管斯巴达国王同意雅典代表的观点，并对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提出警告，但雅典代表的辩护仍旧如此缺乏说服力，这一点更加令人难以理解。毕竟，伯里克利正是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和雅典城邦的文化的。究竟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也许是因为雅典代表缺乏伯里克利那样的口才，被迫端出所有帝国都会走向压迫的说辞，而事实上，伯里克利坚持的观点是，他所构建的帝国将致力于解放人类的精神。即便是伯里克利本人，面对科林斯人激烈的控诉，也有可能会应对乏力。科林斯人明确表示，与雅典人的交战并没有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放，斯巴达人也不应该对此抱有希望。也许这场辩论还会使伯里克利本人也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问题。

希腊人认为文化是一种品格，它具有跨越规模的可预测性，无论主体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无论其面对的是小事、大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情。斯巴达人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而雅典人在城邦周围修建长墙的战略，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这迫使他们不停息地踏足国境之外的世界。他们自己已经改变了，因此他们将不得不改变其他人（这就是拥有帝国的必然结果）。但要改变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改变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没有人能轻易做出回答，伯里克利也不例外。

伯里克利不是薛西斯一世。“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武器。”当战争临近时，伯里克利承认道。他知道雅典人的帝国不可能无限扩张，所以“毫不留情地修正并减少他们那些忙不迭的幻想”。普鲁塔克解释说：“他认为，只要能够遏制住斯巴达人就足够了。”但正如伯里克利的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承认的，如果在整个帝国内推行平等，就像伯里克利在雅典城邦内所推行的那样，将可能导致帝国收缩，甚至是轰然崩塌。

我们的属邦将会习惯于平等地与我们交往，……一旦法庭的裁决或者帝国赋予我们的权力与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相抵触，他们就会忘记帝国赋予他们的大部分利益，不再怀有感激之心，任何局部利益受损都会使他们心生怨恨。而假如从一开始我们就置法律于不顾，光明正大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反倒没有那么恼恨。

波斯人曾经更为残酷地对待其帝国的属邦，但那是在过去，“对被征服者而言，当下的负担总是最为沉重的”。对雅典的“平等者”们而言，“被征服者”这个词很陌生。如果斯巴达人掌权，那么他们“会迅速失去人们因害怕我们而对你们表示的好感”。

那么，平等就是伯里克利逻辑中的漏洞。他认为，平等和帝国都是令人钦仰之物，却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的发展壮大会导致另一个被削弱。他在葬礼上的演说反映了这一矛盾：他谈到各国自愿结成联盟以追求共同利益，但他又赞扬了雅典人通过强力称雄于“每一片海洋和陆地，无论是给予敌人痛击，还是对朋友施以恩惠”。仿佛他的脑海中并非同时持有对立的想法，而是先后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格：之前还是杰基尔医生，演讲至中途却化身海德先生。伯里克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展现出了类似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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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迈加拉是位于科林斯地峡东北端的一个小镇，而科林斯地峡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之间唯一的陆地连接。迈加拉人向来与雅典人龃龉不断，但由于其自身规模较小，对雅典城邦构不成任何军事威胁。迈加拉人只能与雅典的敌对力量联盟，而左近的科林斯人是最合适的联盟对象。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其他城邦可能会效尤。所以，公元前433年，伯里克利说服雅典公民大会剥夺迈加拉人在雅典城邦内的交易权，并禁止他们使用整个帝国的任何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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