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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多事之秋（第2页）

那个狙击手用约翰·威拉德的名字，租了用于实施谋杀那个房间。威拉德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后者本身也是个化名。现场的目击者看见他开着一辆挂有亚拉巴马州牌照的白色野马汽车扬长而去，车上还贴有墨西哥的旅游标签。这辆车后来被发现丢弃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联邦调查局发现，凶手用高尔特的名字花了2000美元买下这辆车。他现在成了全世界警察通缉的逃犯，于是他逃到了多伦多。在那里他更换了新名字——拉蒙·乔治·斯尼德，并弄到了一本加拿大护照，其中需要经过的唯一程序就是发誓声明那就是他的名字。他用345美元买了一张去欧洲的旅游机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再飞去伦敦。然后他就消失了，毫无疑问，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他还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在孟菲斯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的指纹。在对司法部53000名通缉罪犯的指纹进行了长达15天的比对鉴定之后，调查人员确认他是詹姆斯·厄尔·雷。他曾多次因伪造罪、汽车盗窃和持枪抢劫被判刑。1967年4月，雷从密苏里州州立监狱越狱。而后，加拿大骑警接替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追捕他，全欧洲的海关工作人员也被知会要注意拉蒙·乔治·斯尼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逮捕。他戴着手铐，穿着防弹背心，双腿套在盔甲裤里，被引渡回美国；因为没有人想让奥斯瓦德事件重演。他被关在一辆6.5吨重的卡车里转移到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钢板封住。他认罪以后被判99年监禁。而他作案的资金来源仍旧不得而知。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凶手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残忍的暴力事件，断送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头号种子的生命。罗伯特·肯尼迪在其兄于达拉斯遇害后说：“一个暗杀者从未改变过历史的进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兄长的死改变了历史，他的死亦然。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他以42%对27%的票选结果击败尤金·麦卡锡，在内布拉斯加州又以51%对31%的绝对优势取胜。1968年6月4日，星期二，在汉弗莱的家乡南达科他州他战胜了休伯特·汉弗莱，接着又在最大的初选区加利福尼亚州击败了麦卡锡。

那天，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肯尼迪带着妻子以及10个孩子中的6个享受了一个美好早晨，他的妻子艾塞尔正怀着他们的第11个孩子。之后他回到洛杉矶的大使馆酒店，在512套房里查看大选报道。午夜，他乘坐电梯前往位于酒店使馆房间的选举总部，在那里与兴高采烈的志愿者们进行了一次简短会谈。会谈最后他讲道：“非常感谢你们，下一站是芝加哥，我们一定会在那儿获胜。”他的朋友和贴身随从模仿他的口吻说：“接下来就去‘工厂’。”那是一个有名的迪斯科舞厅的名字，他们打算在获胜后同他去那儿庆祝一番。但在那之前他还得去新闻办公室交代几句话。因为从主席台到使馆房间入口处的走道挤满了人，所以有个参加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门离开。肯尼迪的贴身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非常不赞成这个主意。但参议员说“没关系”，于是他们走到了一个闷热且散发恶臭的回廊里。肯尼迪停下脚步和一名17岁的勤杂工杰西·佩雷斯握手，随后又就关于汉弗莱的一个问题回答说：“一切都得回到那次斗争——”

然而他永远也说不完了。帕萨迪纳的一名记者看见围观人群中伸出一只手臂和一把枪。杀手将右手肘架在吧台上，朝着离他仅4英尺的肯尼迪开枪。肯尼迪的朋友，奥运冠军雷弗·约翰逊还没来得及打掉凶手手中的枪，他便一口气把艾弗–约翰逊牌短管左轮枪中的8发子弹全部打光了。6个人受伤倒在大厅地板上，其中5人伤得较轻。第6个人，也就是肯尼迪，受伤，生命垂危。他中了两发子弹，一颗伤害不大，另一颗穿过他的颅骨进入大脑。艾塞尔跪倒在他旁边。博比注罗伯特·肯尼迪也被称作“博比”，“鲍勃”则是男子教名“罗伯特”的昵称。——编者注喊叫着要喝水，他接着问道：“大家都没事吧？”那个勤杂工男孩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博比捧着念珠，艾塞尔祈祷着，300多磅重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瑞尔死死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衣杀手。

人群中有人吼叫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杀手喊叫说：“我要解释！让我说句话！”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质问他说：“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凶手回答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国家。”这听起来是个荒谬可笑的理由。随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以他精神状态异常的角度来看，他的确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爱国的。对于洛杉矶的其他人来说，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初选的一天；然而，对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来说这一天是以色列–阿拉伯六日之战的一周年纪念日。他的名字叫西尔汉·比沙拉·西尔汉，是个土生土长的约旦人，他仇视以色列，而肯尼迪则同情支持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那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阿拉伯人唯一的作案动机。

气息奄奄的肯尼迪最先被送往中央医院，后又被转送到更大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心脏按摩，他暂时活了下来，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手术，但一切都是枉然。1点44分，经过短暂的挣扎后他还是死去了。林登·约翰逊斥责美国国内枪支的“疯狂流通”。他随后派总统专机把肯尼迪的尸体带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又一次携同灵柩乘坐波音707客机飞回美国东部。联合国降半旗以表哀悼，如此对一位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的人表示敬意，实在是前所未有。飞机到达纽约时，已经有上万美国民众聚集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排队为他送行。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上了蜡烛，朋友们轮流为他守夜。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念着悼词。

仪式由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安迪·威廉斯献上歌曲《共和国战歌》；唱诗班吟唱了《上帝赞歌》。随后送葬车队开往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列由两个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火车正等候在那里。火车的目的地是华盛顿，但是由于铁轨两边挤满了送行的人，这趟旅程竟耗时8个小时，到达华盛顿时已经是晚上。在只有街灯的照明下，列车经过黑暗的市政府大楼，穿过波托马克河到达阿灵顿。鲍勃的墓地在那里静默，那是木兰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几英尺外就是他哥哥的墓碑。简短的仪式后，国旗被折成了三角形交给艾塞尔。乐队开始演奏：

亚美利加！亚美利加！

上帝眷顾着你！

为了你的善与美，

让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爱你！

1968年，从1月1日到6月15日，全美爆发了221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遍及101所大学，有将近39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建筑物被炸毁，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遭到粗暴对待，墙上写满脏话，学生还用这些污言秽语辱骂警察，其中不乏来自七姐妹女子学院中的出身上流社会、教养良好的女孩的“杰作”。在那几个月内，受到学生暴力侵扰的高等院校有：费城的天普大学、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欧柏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美国）三一学院、塔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迈阿密大学等——当然少不了哥伦比亚大学。

直到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的第三周，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校区发生了新事件，校委会推翻了上一年的决议，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租用费。该事件已经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乱的影响更为严重。这是自4年前伯克利骚乱以来最大的校园冲突事件，从某方面来说它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出现。此前，该组织对于公众来说不过是又一个大学生政治组织。8年之后，该组织拥有5500名会员，在200多所大学设有分部，它是学生厌恶集权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组织开始确立武装斗争的道路。它的领导人视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死敌，这三者全部由这一组织自己定义。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已经被这三者所腐化，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尤为严重。

在欢乐的日子里，晨边高地校区的学生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军歌曲：

纽约的主人是谁？

纽约的主人是谁？

嗨，我们拥有纽约！

嗨，我们拥有纽约！

谁？

哥–伦–比–亚–大–学！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提醒学生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确是曼哈顿这块价值2.3亿美元的地产的所有者，其中还包括洛克菲勒中心所占的土地；而这些地块大多被附近日益衰落的哈莱姆公寓楼群所占据，哥伦比亚大学因此成为贫民窟的大房东。6年前大学又向市政府租借了晨边高地公园附近的30英亩地中的2.1英亩，无意中为之后要爆发的骚乱提供了温床。哥伦比亚大学打算斥资1160万美元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体育馆。居住在附近的酒瓶遍地的哈莱姆贫民窟里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楼层。由于当时这片街区到处是妓女和吸毒者，是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设想，但凡有一点公民自尊感的居民都应该会支持这个项目。但他们错了。

抗议的租户称该计划为“鸠占鹊巢”，是“对公园的亵渎”。就在这时，大学的管理层又犯下一个大错。从已公开的一份体育馆建筑设计图来看，朝着大学那一面的入口奢华讲究，而供哈莱姆居民出入的门则又小又普通。社区团体的领袖斥其为“一座按人分等级的设施”，哈莱姆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愤怒地控诉，“社区居民的权利遭到了掠夺”，150名示威者喊道：“体育馆必须停止修建！”他们向体育馆的工地进军，还拆除了部分围栏。参加抗议的白人包括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马克·拉德，还有许多他竭力鼓动来的支援者。

拉德是埃德加·胡佛眼中的那种新“左”派主义者。胡佛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称为“一个受共产党支持，又反过来认同共产党的目标和策略的激进青年团体”。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讽刺地说道：“共产党人没法接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根本找不到它。”事实上，该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员非常少。他们的言行常常蛮横得离谱，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他们行事非常“高调”。拉德在其中表现得异常活跃。气球在晨边高地上空升起的那天，他刚结束去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访问的三周行程回到美国。就好像为了确认胡佛先前的设想，他称赞古巴是一个“极具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64岁的格雷森·柯克，这是一位冷漠且能力不足的管理者。之后，由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牵头的委员会得出结论称，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在柯克的领导下“态度专断，引发不信任”。早在4月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收集了1500个请愿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由12个大学组成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研究组织，柯克对此毫无回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指控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项目“旨在压迫越南人民”，以及在美国“建立抗暴设备，以便对黑人实施大规模种族灭绝措施”。

那个星期二，推倒体育馆施工现场的围栏后，拉德带着一伙人登上了爬满常青藤的汉密尔顿楼进行示威，那里是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在那里受到一位有调停意愿的代理教务长的接待，他表示尽管自己“在此类情况下毫无满足任何要求的打算”，但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现在对和解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后，趁机把代理教务长以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扣押了26小时。哥伦比亚大学之围拉开序幕。

第一天晚上，一些白人学生发现了另外的情况：黑人力量。他们中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他们来说还不够有战斗力。有说法称，黑人学生带着枪支准备和警察展开枪战。他们的白人兄弟认为建体育馆的事并没有那么严重。部分人感到情绪上很受伤。其中一人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现在，美国已面临很多群体隔离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六点，也就是4月24日星期三，拉德发布通知说汉密尔顿楼不需要任何白人。所有一切都被交给黑人处理，他和他的手下控制了洛氏图书馆，并在那里张贴告示说：“已解放区域。自由进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内。他们闯进校长办公室，将室内洗劫一空，信件和文件被拍照，其他东西则被乱扔一气。这些人还吸他的雪茄，喝他的雪利酒。这一切才只是个开始。他们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相信扰乱大学秩序的行为是对的。他们引用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建立的一些原则，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大学管理层和纳粹一样罪恶。

当时，该组织有700人聚集在那里。星期四，100人占领了社会科学院的费耶韦瑟楼。另有100人占领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5幢大楼被侵占。他们在这幢大楼的阳台上挂了一个条幅：“拉德楼，第5解放区。”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并油印了要发表的声明。其中的要求包括赦免他们全体人员，柯克不答应，表示如果不采取惩戒行动，这些破坏行动会“摧毁大学校园的整个结构”。此时另一部分学生似乎一度能将这群动乱分子驱逐。（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个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就是最适宜生存的群体。”）柯克不想再让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于是对他们进行了管控。他还让步了：体育馆的全部工程暂停。示威者在大楼里喊：这还不够！他们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脱离防务分析研究所，还提出了刚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负责做杂事的人送来食物、毛毯和整罐凡士林。他们需要凡士林，因为他们听说它可以抵抗警察释放的梅斯毒气。他们以为警察会释放梅斯毒气。

他们是对的，警察果真来了。第一批警察到达晨边高地时，30名哥伦比亚大学新聘教职工挡住了到洛氏图书馆的通道。事情陷入了僵局。接着大学董事投票“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行为果断实施惩戒”。于是，他做出了他后来称作此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清楼——1000名警察排成楔形进攻战队。汉密尔顿楼成为第一个进攻目标。黑人学生很顺从。黑人律师到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整个撤出过程。黑人学生安静离开后，整个大楼恢复了整洁。

白人学生占领的大楼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里，只要学生表现出任何反抗苗头，警察就用警棍驱赶，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下混凝土楼梯。警察向围观的人保证——围观的人有几千人，只要他们好好待在警察封锁线外，他们就会安然无恙。但后来当警察了解到，围观者支持学生这一方时，他们也遭到了毒打。最后，有698人被捕。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停学一年。考克斯被派去调查这次暴乱。经过21天对79名证人的调查取证，考克斯和他的同事发布了一份222页长的报告，该报告对大学管理层和警察皆严词抨击。报告虽未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说话，但指出学生们的暴力行为“和警察的残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后者才是造成如此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的原因。调查委员会发现，柯克及其同事在考虑事情的优先等级时，“习惯把学生列在最后”，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事件的抗议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事情背后的实质动因是学生对越南战争和国内种族主义强烈的不满情绪。

《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校园暴乱中，激进的白人学生通常来自郊区的富裕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都属自由派，且这些学生大多学的是人文学科而非自然科学，他们是班上的资优生，绝大多数还是犹太人。例如，21岁的特德·戈尔德。他和拉德同是哥伦比亚大学暴乱中的领导者，也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名主席。戈尔德告诉记者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为带来一个充满革命性的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建设一个革命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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