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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铭记勿忘（第2页）

这一点并不能确定。第88届的国会议员顽固不化，而肯尼迪总统带着他的自由主义方案远远走在了那些保守派的前面。他的方案包括呼吁建立医疗体系，拨大笔专款鼓励改善城市贫民窟住房条件，提出更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治安状况，设立广泛的民权法案，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义务。与此同时，批评者却认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效果甚微。现在回想起来，他居然做出了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成绩。他向第87届国会递交了107份提案，其中73份成为正式法案。而在他之后的总统执政早期于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是基于他向第88届国会递交的提案。

在6月份的一次在爱尔兰议会演讲中，肯尼迪引用萧伯纳《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中的一句话：“你洞察世事，追问，‘为什么？’但是我梦想的却是之前不曾有的，我说，‘为何不呢？’”这就是肯尼迪最精彩的观点，他将社会预言和政治愿景结合起来。但他并不总是那么高瞻远瞩，有时候也会走错方向。10年后，他承诺支持研发载人太空飞船和超音速运输机就被视为没有把握的冒险。然而，即使他因年轻气盛而犯下的错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50年代也是受欢迎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也正在利用政治手段去冲破国内外那些可能突破的界限。在那种环境下，他在欧洲10天的胜利之旅对于人们了解他的为人至关重要。访问爱尔兰是他欧洲之行的一部分，5个月后他便遭到暗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肯尼迪与欧洲“左”派政治家极为相像，后者也清楚这一点。在肯尼迪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东·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彼得罗·南尼，这些人都在夸赞肯尼迪，引用他的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作风。“南尼，这个古板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也忍不住赞扬肯尼迪了，”安东尼·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句反美的话。”肯尼迪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没有耐心和那些认为人类应当戴上眼罩来抵御邪恶的人打交道。将那些想看到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美国学生关进监狱，对肯尼迪来说似乎很荒谬。“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反问道，“如果我现在只有21岁，去古巴就是我这个夏天要做的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发表了被当时的历史学家无比推崇的一次演说。“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在民主社会，作家、作曲家、艺术家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不论结果如何都应忠实于内心。坚守真理，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奉献。”

在那样的时代肯尼迪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天文学家熟悉暗星这种现象。它们发出微弱的光，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而又会常常遮住了那颗星的光芒。肯尼迪就有一颗这样的暗星。这种悲剧与他如影随形，时时刻刻跟随着他以及他爱的人，而且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候突然出现掩盖了他最辉煌的时刻。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次子。

这个孩子提前五个半星期降临，并且患有肺部疾病。这个叫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在挣扎了39小时后便夭折了。肯尼迪总统心情沉痛，在葬礼结束后，他本想扛起小棺材将它送到墓地，但枢机主教库欣轻轻地把他拉开了。

为了让妻子重新振作起来，肯尼迪建议她接受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豪华游轮“克里斯蒂娜”号去爱琴海观光游玩。肯尼迪的妻子后来回忆起10月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在11月份即将发生的大灾难之间那阳光灿烂的两个星期，都像做梦一般。她从地中海发出的电报记录了她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斐、马拉喀什，一直到伊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私人岛屿上的情况。希腊王室，自国王和王后到下面的王宫贵族都热情招待她和她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为她祝酒，称赞她，赠送她各种奇珍异宝作为礼物。10月17日，她返回白宫。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中闪着星光，是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进行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同意了，并询问去哪里，总统回答，去得克萨斯州。

对肯尼迪来说，如果年初有一个地方的事情称得上进行得特别顺利的话，那要算西贡了。1963年1月14日，在他国情咨文的开头，总统说：“我们先头部队的气势在越南受挫。”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宣称“我们在越南的战局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将在“一年内赢得战争”。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及战略村计划的实施而备受鼓舞。他称这个战略村计划为“抱有乐观态度最重要的原因”。

但后来这些话让人困惑不已。这些预言家都出现了错误，这非常糟糕。但他们为什么还如此急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呢？答案是，他们企图压倒那些相信吴庭艳总统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都注定灭亡的政府成员。那时候，鹰派和鸽派这种术语并没有流行起来，但是政府内实质上已经分成了两派。支持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鹰派成员主要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另一些将领，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以及腊斯克、罗斯托、美国驻西贡大使瑙尔汀，还有被来自西贡有力而精确的报道所折服的麦克纳马拉。而站在对立面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埃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驻越南军队中的美国校级军官和战地记者。他们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

我们将要胜利，这点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步履艰难。

高山丛林，困难重重。

但我们走向胜利，这点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相信，

麦克纳马拉可以作证。

在肯尼迪任期的第3年伊始，没人觉得能打胜这场仗，因为很少有人是全力以赴的。越共按兵不动，伺机突袭，越南共和国司令官也极为谨慎，无意引燃战火。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仇恨的阴云，批评吴庭艳的也并非全是越共成员。因为吴庭艳代表着被称作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上层阶级，他们观念保守，讲法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在不支持共产党的社区，他们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与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来自社会中下层，怀疑西方的一切。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所享有的特权极度不满。双方都处于临战状态，战争一触即发。

1963年5月初战争终于爆发。当时佛教徒正聚集在古都顺化市庆祝佛陀诞辰2587周年，政府军军官命令他们散开。命令遭到拒绝后，士兵向人群开火，造成9人死亡。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说，道歉会使他丢面子。6月11日，一个名为释广德的和尚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示威：以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着。追随他的和尚将汽油倒在他身上。随后他划燃一根火柴，顿时全身燃起熊熊火焰。其他一些佛教徒也纷纷效仿他自焚，这为媒体提供了大量能引起轰动的照片。（每一次自焚事件前媒体都会得到消息。）读到新闻的美国公众震惊了，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此时的吴庭艳几乎完全受弟弟吴廷瑈的影响，而吴廷瑈却常常沉溺于鸦片中。吴廷瑈夫人在此时展现出了将这个掌权的家族始终置于聚光灯下的天赋。她告诉记者，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要上演“烧烤秀”时，她都会高兴地鼓掌欢迎。

迫于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6月15日，吴庭艳勉强同意满足一些佛教徒的要求。但很快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兑现承诺。6月30日，佛教徒又开始示威。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闹事，报道示威事件的美国记者在大街上遭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些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冷战解冻也为他提供了停止越南战争的推力。首先必须停战，他才能向全世界提出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策略”：“并不是借美国武器强加给世界以和平……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和平。并不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去其他一些考虑，例如腐败、无能外，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顽固的反共主义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也毫无地位。肯尼迪想对他们采取高压手段。7月初，肯尼迪发现瑙尔汀去了遥远的爱琴海进行两个月的观光游览，于是他决定首先应当派遣新的大使前往西贡。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肯尼迪政府中的自由派起初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担心贵族出身的洛奇也许会偏袒越南的贵族。他们并不了解，洛奇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认为出身好的人都有绅士作风，而吴庭艳和吴廷瑈绝不会有。作为绅士首先就不应该背叛自己的朋友。无论瑙尔汀在任职期间功过如何，他一直是吴庭艳的好朋友。他们却准备用背叛回报他，这着实令人震惊。

在机场送别演讲中，瑙尔汀谈到了把美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谦卑、容忍、互相尊重和深深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不合时宜，而瑙尔汀认为这些话是很合理的。南越总统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攻击佛教徒。而6天后，吴庭艳就派出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与和尚，并恐吓他们的信徒。突袭者身穿常规军服，企图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48小时后，真相浮出水面。吴廷瑈夫人在谈到一帮几年前就被肃清的土匪时说，这次突袭是“我们自1955年摧毁平川派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天”。

次日晚上，洛奇到达西贡。他将这次袭击看作是佛教徒有意指责美国人的一次行为。事实上，吴庭艳的支持率又降至新低，这也标志着他开始被其他越南保守主义者孤立。他的外交部长辞职，并剃了和尚似的光头以示抗议。在华盛顿，南越驻美大使，即吴廷瑈的岳父，声称断绝与女儿的关系。“美国之音”将佛寺袭击完全归咎于吴廷瑈夫妇。吴庭艳手下的将领不想卷入这场暴行，开始密谋推翻他。洛奇向美国拍电报，说密谋造反者想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方面会持怎样的态度。而自己又该告诉他们什么呢？

他得到的回答大部分却表现出肯尼迪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的分歧。那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海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出城了，泰勒将军也联系不上。他们的主要副手是五角大楼的吉尔帕特里克、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国务院的鲍尔，这些人都是西贡政权的批评者。他们通过一份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里斯特尔起草的电文。电报中直言美国大使必须让吴廷瑈夫妇下台。之后，每个人都回到了华盛顿，但大家吵得难解难分。当总统决定让每个人都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现在，越南的将领们获得了洛奇的准许。8月29日，洛奇拍电报给腊斯克说，“我们已经走上推翻吴庭艳政府之路，再回头只会脸面尽失。”一切似乎都已就绪。然而一天天过去了，一周周也过去了，却丝毫没收到越南方面政变的消息。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佛寺镇压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其中几位领袖人物也被外调了。吴庭艳还加紧了对西贡周边军队的控制。美国国务院问洛奇越南将领究竟是怎么回事，洛奇说，“也许他们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吴庭艳政府的安然无事让鹰派大受鼓舞，他们又活跃起来。在8月31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中，麦克纳马拉说美军目前需要重新与吴庭艳展开对话。腊斯克同意麦克纳马拉的看法，他说美国军队应当继续留守越南，直到与越共的战争取得胜利。同时美国不能支持越南政变，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泰勒将军说他们的观点都正确。而乔治·鲍尔和埃弗里尔·哈里曼认为他们的说法很荒谬。秋天临近了，而华盛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却与日俱增。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组去西贡时，双方的分歧已陷入无可挽回的深渊。调查组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门登霍尔是对越南战争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军官。他们完成任务回国后，肯尼迪总统重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们分别向总统做了汇报。克鲁拉克少将报告说战局对美国越来越有利，吴庭艳表现得好极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的政权已临近崩塌边缘。沉默一阵后，总统说：“你们这两位先生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在这期间，洛奇和哈金斯将军的关系日渐恶化。他们两人都来自波士顿，两家也是世交。但现在两人几乎连话都不说了。9月末，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抵达西贡，想进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洛奇来到机场，想先与麦克纳马拉碰面，同时他派出两名手下在路上阻拦哈金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见部长！”）除此之外，哈金斯依然兴高采烈。他在给麦克纳马拉和泰勒递交的报告开头就表现出了乐观情绪。在报告中他宣称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还将继续努力”。报告还称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前线节节胜利，第一批1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离。到1965年年底，所有美国士兵都将返回美国。同时，报告还顺带回击了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美国人应立即撤离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竭力推行五角大楼奉行的路线：

南越安全对保障美国安全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坚持遵守以下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交给共产党，要及时镇压越共叛乱。

但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不会被政府支持，就连总统本人也越来越不赞同这一观点了。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总统明确表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反抗越共取得成功，那就需要“改变政策，或许还需人员变动”。随后他还说：“我认为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战争才会取得胜利。在我看来，过去两个月里政府脱离了人民……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输赢都在他们手中。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装备，派遣我们的人员担任顾问。但要赢得这场战争，只能靠他们自己，越南人民。”

10月初，美国每月为吴庭艳提供1000万美元的项目悄然停止。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愤怒地指责肯尼迪。吴廷瑈夫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她谴责肯尼迪支持右翼集团。但这次巡讲之旅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华盛顿官员抵制她。她想看望早已和她断绝关系的父亲陈文章，结果发现大门上着锁，插了门闩。这位前驻美大使此时正在曼哈顿，谈论他女儿“一路遗留下来的恶臭”。吴廷瑈夫人想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一位纽约官员。这位官员直率地告诉她，他并不是来欢迎她的，“我来只是想确保夫人有足够的警力保护。”吴廷瑈夫人回答说：“上帝会保护我。”她并没有找到她父亲。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大约有500多名学生在台下示威。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着“吴廷瑈做的全是为了吴庭艳的利益”。吴夫人演讲时，学生们砸演讲大厅的门，还向大厅两边扔鸡蛋，窗子被震得哗哗响。到达剑桥后，示威的人群减少了。除了一些极端保守派，前来给她捧场的人几乎就只剩下记者了。

回到西贡后，政府似乎对现实状况失去了判断。吴廷瑈威胁称要与河内结成联盟，将美国人赶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肃清佛教徒后，又开始攻击学校。在一系列毫无预兆的袭击中，他们将大学生关进监狱，随后是中学生，最后竟然将小学生也关了起来。即使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于难。最后所有越南人，无论有什么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的人，都向军队中最有威望的杨文明将军——“大”明求助，恳求他驱逐吴庭艳和吴廷瑈。杨文明和美国中情局越南站的约翰·理查森取得了联系，并向他征求意见。理查森跳过哈金斯将军，直接安排大明和洛奇碰面。洛奇告诉大明，美国不会阻止越南政变，如果政变取得成功，美国会援助另一个反共政府。这一情况迅速被报告给白宫，并获得批准。除了吴庭艳、吴廷瑈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每个人似乎都意识到将要发生政变，哈金斯将军向总统保证不会有政变发生，说一切都是谣言。经他查证，这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哈金斯说，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中。但是，《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却已拿到了传递信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起义在即的信号。

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时值11月1日万圣节（星期五），越南当地时间下午1点（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在西贡，此时正是人们用午睡来打发炎热的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会有皇宫警卫和高达7英尺的带棘铁丝网的保护。但是当他们睡着后，几卡车头戴红色方巾的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员向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同时，其他士兵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很快占领了机场、警察局、位于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广播站。他们以14名将军和7名少将的名义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陆军、安全服务队、民防卫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图谋如何实现个人野心，轻视国家的利益……”

当天晚上，叛军用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凌晨，一支由18辆坦克组成的部队开始炮轰防御工事的缺口。6点15分，一名叛军将领命令停火5分钟，要求吴庭艳和吴廷瑈投降。一面白色旗子从一楼的窗户中飘出来，但是吴庭艳和吴廷瑈却已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通过秘密隧道逃往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边。在那儿他们给夺权的军政府传话，说已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据报道，吴庭艳和吴廷瑈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条件，但这只是个借口。他们曾经欺骗了那么多人，现在却被自己出卖。被叛军逮捕后，两人被关在装甲车里，看守士兵按照将军的命令将他们杀死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都是弹痕，还穿着天主教神父的教袍。他们原本希望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跑。吴庭艳的身上也有多处刀伤。

此时，还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的吴廷瑈夫人一早就被叫醒，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啜泣着指责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此刻也很震惊，这是自“猪湾事件”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不安。总统说，无论吴庭艳犯了什么错误，也罪不当诛。而政府其他人员都欣然接受了这一消息，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痛苦，他帮助过吴庭艳，他们曾是朋友。在约翰逊看来，他们之间的友谊象征着美国对吴庭艳的承诺。那些曾经批评吴庭艳政府的官员也同样抨击约翰逊。他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哪些官员反对他。长久以来，约翰逊鄙视他们和有关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到巡逻艇109号领带别针。在其他问题上，他佩服肯尼迪，但这件事除外。

西贡人民并不赞同约翰逊的看法。他们将吴庭艳被推翻处决的那天当作节日来庆祝，在街上跳舞。吴庭艳、他的兄弟以及弟媳的雕像被砸得粉碎，他们的海报被撕烂，最后只能在一角硬币上看到已故总统的肖像了。得胜将军们所到之处都有民众撒五彩纸屑欢迎。洛奇也成了近期第一位受越南公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每个人都抱有挺大的希望。联合起来反对吴庭艳这个家族统治集团的行动似乎很受欢迎，因为这能给予这个国家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紧接着又过去了一个星期，秋日渐短，总统却精神渐长。麦克纳马拉和泰勒10月2日的报告还搁在他的桌上，但是他不再有需要即刻处理的紧迫感了。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写道：

他知道越南情况很糟且每况愈下，他需要去处理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但他有一种感觉：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处理这一问题。时间似乎也站在了他这边。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推动手下的人去做事，推得太猛就会适得其反。时值1963年末，因为1964年就是大选年，延迟任何主要决定都会是有益的。如果越南人民能撑得久一点，他也能。

11月13日，总统召集他的主要谋士为即将到来的竞选开了一次会。会议于星期三下午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他们一致认为肯尼迪将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戈德华特，这一预测让大家振奋不已。美国经济也日益繁荣。自他就职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1000亿美元，这一增长率超过了苏联和整个欧洲。计划将于下月发射的巨型土星火箭将使美国在载人航天竞赛中超过苏联。除了越南，这个世界平静无事。为了得到更多详细信息，总统给驻越大使洛奇拍电报，建议他回国与自己长谈。洛奇回复说他正在安排尽快离开西贡，时间将会在11月21日，星期四。

1963年11月22日9点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已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航班前往纽约，这与肯尼迪总统抵达那里的时间仅差了两个半小时，肯尼迪乘坐的是“空军1号”飞机。尼克松在那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百事可乐瓶装商协会会议。他刚刚开始摸索如何担当大企业律师的门道。就在上星期五，他向纽约律师事务所递交了入职申请，但事务所门上还没挂上他的律师牌子，因为直到1964年1月1日，他才会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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