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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第2页）

在民权问题上，就像对待第三世界问题一样，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坚信民权运动必将大获全胜。正因如此，肯尼迪执政前期与后期截然不同，现在看来，那段时期尤其显得天真可笑。只要将剩余的小麦捐赠给新兴国家，向其派遣和平医疗队，调派切斯特·鲍尔斯担任美国大使进行游说引导，这个新兴国家便会成为全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增光添彩，并成为美国与莫斯科进行永久斗争的潜在盟友。国内也是如此：强有力的领导以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将会克服由于祖祖辈辈的无知而遗留给下一代的偏执与顽固。种族融合合乎情理，并且美国人民都很通情达理，只要向他们做出合理解释即可。如果艾森豪威尔能够采取如此立场，那么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能完成种族融合的使命。

“美国人有其黑暗面”的观念略显狭隘，人们并不能接受。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麦卡锡主义是无法被解释的，大多数人对种族问题中的文明的行为标准与良好的判断力嗤之以鼻。然而自1961年起，就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对新边疆派而言开始显得不可或缺。哈金斯将军持有正确观点，他的死亡人数统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够鼓舞人心，驻西贡的美国记者为什么不同他保持一致的论调呢？在国内战线方面，正义的自由主义者会将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能够享受和白人婴儿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同等的就业率、同样的年薪1万美元的工作机会以及同样长的寿命。然而，实现这些愿望仍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那些自由乘客现在就想实现这一切。

自由乘客们在里士满、彼得斯堡、林奇堡等地停顿休憩，在挂着“白人专用”牌子的餐馆中随意就餐，忽视那些用丑陋图像标明的“黑人专用”卫生间，这些行为的后果也只是引来了旁观者们的鄙夷目光和几句脏话。随后，他们行程所及的城市都会报道他们旅行的相关消息。然而这些都算不上头条新闻，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者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最多占广告版面的两三行而已。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在新闻内页搜寻漫画的加油站服务员、公共汽车售票员、过路的治安官副手们以及汽车站和火车站里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来说，这类消息颇有看头。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一名黑人自由乘客闲逛时进入这里的火车站理发店，并拒绝离开。于是，他因入侵罪被拘留，他的同伴们却对他不闻不问，继续前行。其实这件事并不严重，但相关消息却通过电话、另一个司机和警察广播电台传播开来。这也不重要。因为此事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期待它的发生，这就是他们专门途经此地的原因。公交车站的紧张气氛仍然在蔓延。当他们看见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聚集了大量民众，便得知暴力行动依然在升温。3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罗克希尔警察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干预。在距离南卡罗来纳州37英里的温斯伯勒，警察在自由乘客们行动之前毫无缘由地拘留了他们的两位成员。接下来，自由乘客平安路过了萨姆特县和卡姆登市、南卡来罗纳州、奥古斯塔市、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等地。亚特兰大市这一站至关重要。在这里，他们将旅行队伍分成两组向伯明翰进发，一组搭乘长途汽车，另一组则搭乘灰狗长途汽车。亚特兰大一站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因为佐治亚州的军队无处不在。但是，继罗克希尔事件和温斯伯勒事件之后，他们便登上了南部各大报纸的头条。当天刚好是星期日，人们借空闲之际将报纸翻了个遍。他们猜测亚拉巴马州的人民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事实也确实如此。

今天，往返于亚特兰大与伯明翰之间的自由乘客们可以顺利地沿着20号州际公路路线横跨东亚拉巴马州，然而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未修建完成，自由乘客们只能绕着蜿蜒曲折的78号美国公路前行，途经一片战后依然毫无变化的荒芜之地。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这里矮松遍野，地势偏高，接近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线拉孔河以及考鲁特山脉，这里的海拔为1800英尺。沿着山坡而下，便可到达坎伯兰高原，继而便是种植大豆的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这里曾因遭受棉铃象鼻虫灾而荒芜。紧接着，便进入产煤区以及黑人聚集区。大量的贫苦白人以及农牧民在克利本县与卡尔洪县生存繁衍，而这里也是人们野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在美国78号公路距离安尼斯顿6英里的地方，一群三K党人手持铁棍、木棍以及铁链袭击了那辆灰狗长途汽车。忽然，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了进来，紧接着，一颗燃烧弹也随之而来。车厢内顿时火焰四起，乘客们纷纷仓皇失措地四处逃跑。等警察到达事发现场，鸣枪警示时，已经有12名自由乘客遭受了殴打。救护车将重伤人员接走。伯明翰地区的黑人听闻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至当地，将剩余的自由乘客救离事发现场。

就这样，搭乘长途汽车的自由乘客们幸运地逃脱了三K党的伏击。然而，当到达安尼斯顿时，8个年轻强壮的暴徒登上了汽车，企图将他们拖拽到通道处拳打脚踢。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及时赶到，将暴徒驱离。安尼斯顿警察开车载他们离开了。然而，汽车终点站伯明翰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大群人手提钢管将汽车长途终点站的第9街区和第6大道北部的道路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联邦调查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邦调查局竟然未将这一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的民权司，也没有告知司法部办公室。相反，他们却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伯明翰警局，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却将此消息压下来随后处理。尽管康纳局长的总部距离汽车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但他却对此事不闻不问，也未派人手干预。那些暴徒将自由乘客们拖进车站，暴打他们长达半个小时。其中3人严重受伤，急需住院治疗。次日早晨，《伯明翰新闻》公开承认“昨日伯明翰街头确实弥漫着恐惧与仇恨”。一年前，《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同样的内容，当时《伯明翰新闻》还对此予以反驳。然而，亚拉巴马州的政府官员却并未表示出任何歉意。约翰·帕特森州长说道：“我无法保证这一群暴动煽动者的安全问题。”“公牛”康纳则表示：“我们伯明翰人都是安分守己之人，从来不会惹是生非，除非有人蓄意到本市闹事。”当被问及为何汽车终点站不见任何警察踪影时，康纳表示那天是母亲节，人手不足。这纯属无稽之谈。

星期日发生的殴打事件使自由乘客首次引起了司法部门的注意，伯克·马歇尔打电话到鲍勃·肯尼迪家中，亲自报告这件事情的原委。鲍勃原以为他打个电话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他知道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南方州长，即使后来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对约翰·肯尼迪的支持态度依然如故。于是，星期一早晨，他打电话给帕特森州长，请求他对自由乘客们的长途汽车予以保护。自由乘客有跨州旅行的权力，当地的掌权者应该对他们的安全负有明确责任。帕特森州长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意。紧接着他又回了个电话，说他改变心意了。他曾在三K党的支持下当选州长，而现在三K党人来向他索取回报了。

这是肯尼迪兄弟第一次就种族问题与南方州长通长途电话，显得很奇怪。以后几次都与第一次通话一样，同样令人非常恼火。鲍勃试图再次与帕特森通话，但是却被告知州长不在，无法取得联系。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打电话给帕特森，但每次州长助理都表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言，至于这留言究竟能否转达给州长，他们也不能保证。他们确实无法做出保证，但他们认为州长已经“去了海湾”——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了。与此同时，伯明翰的情形每况愈下。原来那些遭受痛打、惊慌失措的自由乘客们已经乘飞机到了新奥尔良，但是来自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的志愿者、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年轻的民权组织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新团体当中有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他年方19岁，头脑冷静。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及其反对者们都应当有所收敛。他说：“为了避免无辜之人受伤致残，甚至丢失性命，我提倡那些关注美国未来首要权益的人们，在未来几周或几天之内能克制自己的言行，并明辨是非。”尽管这有些强人所难和不切实际，但他似乎试图在负有同等责任、势均力敌的冲突双方之间扮演公平裁决人的角色。自由乘客做出郑重承诺，不再攻击亚拉巴马人，但亚拉巴马人却毫不理会。随后，肯尼迪又发表声明：“现在大家急需时间来冷静。”一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则发表了犀利的言论，称现在急需的应该是结束冷静的周期，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100年了。星期五，当新的自由乘客开始为新的旅程做准备时，其他人已经整装上路，显然，迎接他们的将是新一轮的麻烦。肯尼迪总统应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请求，给州长帕特森打了个电话。然而，他被告知，州长“出了城，无法取得联系”。后来，他终于打通了副州长的电话，几小时之后，副州长说他可以安排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择了司法部长的好友约翰·席根塔勒，一个英俊勇敢的田纳西青年，作为其私人代表。一小时之内，席根塔勒就搭乘飞机启程了。起初，他的使命看似完成得很顺利。在和帕特森州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他们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在帕特森侧耳倾听、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席根塔勒报告他已经能确保亚拉巴马州的安全问题不出状况，正如帕特森所说，该州“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维持安定的手段、能力及信心”。州长明确表示，他会保证亚拉巴马州内所有居民以及到访游客的安全——无论是本市居民还是高速公路上的人员，他都会同等对待。紧接着，鲍勃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证实了州长帕特森做出的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有黑人和白人成员的21人学生团体决定于次日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麻烦却不期而至：他们找不到司机。为了找到能带他们前往新奥尔良的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打电话与灰狗汽车公司驻伯明翰代表乔治·e·克鲁特据理力争。最终克鲁特不得不给他们派遣一位司机，这些自由乘客们才能前往蒙哥马利，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蒙哥马利的情况比伯明翰的更糟糕。

一路上都太平无事。巡警队长曼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联邦65号和联邦31号公路一直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将此事通知给蒙哥马利的警察局，在自由乘客们的汽车距蒙哥马利14英里时，曼再次向蒙哥马利警长莱斯特·B·沙利文发出提醒。然而，相较于康纳，沙利文更不乐意为傲慢自负的黑人和背叛忘本的白人保驾护航。他对曼的提醒置若罔闻，当长途汽车到达联合公司长途汽车终点站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察在场，这21名学生被数量达1000~3000人的人群团团包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司法部长详细记录在案，因为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当时正在终点站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多尔在那辆巴士刚要进入车站的时候，便打电话给肯尼迪。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多尔在电话里说道：

“那辆汽车进站了。所有人都站在那里，四处观望……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平台的转角处。哦，有人抡起拳头，他们打起来了！一个满脸鲜血的家伙带领一群人正在殴打那些学生。这里没有一个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警察还是没有出现。人们高呼：‘打他们，打他们。’真是太恐怖了……哦，警察来了。”

然而到来的只是州警，并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告诉记者：“我们不能眼看着一群惹是生非者闯进我们的城市，而我们还要为其保驾护航。”）由于州警人数很少，寡不敌众。曼拔枪救出了一个黑人学生，但剩余的乘客们仍得不到帮助。还有几个无辜的路人受到牵连，遭受袭击。一个男孩的腿被打断。一大群白人将易燃液体泼洒到另一个男孩身上，并将其点燃。一个蒙哥马利妇女则举起自己的孩子，以便其将拳头挥向一个黑人。其他妇女则朝着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女孩骂骂咧咧，并用钱包打她们。这两个女孩向骑摩托车路过的人寻求帮助，却被骂道：“你们这是罪有应得。希望她们打得更狠一点。”另外一个开着租来的汽车的人高声呼喊：“快过来，我来帮助你们，我是联邦调查员。”然而，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就被拖到了人行道上遭到一顿拳打脚踢。他就是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席根塔勒，被派遣到此地与亚拉巴马州州长会面。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失去了意识，在人行道上躺在血泊之中长达25分钟。沙利文警长后来解释，没有救护车来救塞根塔勒是因为“市内所有的白人专用救护车都进行了故障报修”。

鲍勃·肯尼迪气得脸色铁青，立刻安排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起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之后，司法部长威廉·P·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副手进行了防暴训练，旨在建立一支除军队以外，能够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在蒙哥马利市以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拜伦·怀特召集了400名接受过此种训练的人员——其中包括税务员、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应对突发事件。在此期间，多尔已经从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获得一份禁令，该禁令规定三K党和民族国家权利党无权干涉长途汽车的跨州旅行，三K党与民族国家权利党是经常参与暴动活动的两个组织。帕特森州长最后出面表示抗议，这些行为与宪法相违背。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派遣联邦官员来此也是多此一举。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大错特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赫赫有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搭乘飞机抵达蒙哥马利。他在牧师拉尔夫·阿伯内西家里宣布，将于当天晚上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发表演讲。此次会议为三K党人及其同盟提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行凶机会。由此看来，金此时已陷入险境。当拜伦·怀特接到州长帕特森的电话时，他正在监督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电话中的消息不得不引起他们的警惕：帕特森州长正在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执法人员开会，并指示他们逮捕那些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前往会场。此次会议向新闻媒体公开，他们将怀特与州长之间的激烈对话记录在案。帕特森州长要求司法部副部长与他分享政府内部有关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消息。怀特表示：“这可不行。”然后，帕特森又询问有关自由乘客们的信息。怀特再次拒绝：“也不行。”

帕特森：你知道部分自由乘客在哪里，对吧？

怀特：是的，在医院里。

帕特森：你知道其他自由乘客在哪里吗？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这些人在哪里的话，通知我们好吗？

怀特：我不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

此时，其他自由乘客与马丁·路德·金正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夜幕降临之时，约1500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在会议初始阶段便聚集在大街对面的公园里。怀特获悉当地警察再次缺席，于是就尽其所能派遣法警带着一切他们能弄到的工具——邮递卡车、私人汽车以及押运犯人的卡车前往现场。他们身着西装，佩戴臂章，装配着手枪、警棍以及催泪瓦斯枪。当暴徒们发动暴动，投掷石头与碎瓶渣时，大约100名法警就已在教堂外围形成了散兵线。此时，州长宣布了禁令。法警的散兵线在主力援军抵达之前稳住了局面。弗洛伊德·曼与国民警卫队少将亨利·格雷厄姆分别带领自己的骑警和队伍抵达教堂。即便如此，法警们为了抵挡暴徒的袭击，还是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弹。于是弥散的气体瞬间充满了闷热拥挤的教堂。教堂里的黑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如果教堂变成火海（这也是暴徒的初衷），毫无疑问，伤亡将更加惨重。而实际上，这些黑人在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治安人员的庇护下，最终得以安全逃生。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对亚拉巴马州被入侵这一事件表示抗议。

“约翰，约翰，”鲍勃镇定地说道，“你说什么，你们被入侵了，什么意思？谁在入侵你们，约翰？你应该清楚呀。”

帕特森谴责肯尼迪将那些自由乘客遣送到他所管辖的州内，并将此次暴动原因归咎于肯尼迪。

鲍勃说：“约翰，现在你可以在电视上这样说。你可以将这些告诉亚拉巴马州的人民，但是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约翰，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

然而，帕特森却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保护了教堂以及内部的集会人员，却无法保证马丁·路德·金的安全。

“我不相信，”肯尼迪说道，“让格雷厄姆将军打电话给我，我要美国军队的将军亲口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德·金。”

这时，州长开始咆哮了。他尖叫着，他现在陈述的是他自己的观点，而非将军的。他哭诉称，由于派遣了联邦法警，导致了“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继而他又喊道：“你这是对我们的政治摧毁！”

肯尼迪依旧平心静气地说：“约翰，比起我们的政治生涯，教堂里的那些人能够安然无恙更重要。”

这样，针对自由乘客的暴力威胁才得以终结。北部的人们认为帕特森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然而，南部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自阿伯马托克斯战役以来，失败更加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与同情。他们现在与帕特森紧紧团结在一起，给他送钱，鼓励他，并承诺会加入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个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部对此进行了宣誓。而信守誓言是关系到名誉的问题。6月，美国南部各州的政客依次公开宣誓，其中包括一年后接替帕特森上任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然而，就事态发展而言，可以说自由乘客取得了一定成功。他们无人受伤，却击溃了种族隔离政策。跨州旅行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50年的高级法院就被宣布予以取消，现在也终于成为现实。鲍勃·肯尼迪要求州贸易委员会发布相关条例，取消包括飞机场以及火车站在内的所有交通站内的种族隔离政策。4个月之后，也就是9月22日，这些相关条例都得以发布。有少数城市以不符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相关条例。司法部门对这些城市提起了诉讼。1961年年底，黑人才开始自由来往于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白人专用”“黑人专用”等标志才在候车室中消失不见。

当然，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依然遗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堡垒，最难对付的一座堡垒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h·l·门肯与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分两期将美国各州按照从优到劣、“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进行了评比。评比标准包括财富、文化程度、教育背景、《美国名人录》中的上榜人数、交响乐团、犯罪记录、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以及医疗条件等方面。密西西比州再次位居最末，这个州深处美国南方的腹地，贫穷落后，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依然如此。事实上，10年之后（1972年10月），当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中再次提及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紧随亚拉巴马州之后，依然排在末位。密西西比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根据商务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的定义，13的密西西比人属于贫困人口，14的家庭未安装管道设施，29％的家庭没有条件安装电话；只有24％的人口有每天阅读报纸的条件，3％的人口有条件阅读新闻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斯·W·西尔弗教授将该州称为“闭塞的社会”。因为截至1960年，该州居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对民权运动闻所未闻。自由乘客之所以没在密西西比州受到袭击，其原因就是州警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从而避免了暴徒的围攻。他们的长途汽车刚一驶近亚拉巴马州边界，就被护送进了杰克逊城，若他们不按照车站的种族区分标记行事，便会面临牢狱之灾。当联邦法院最终推翻原有的定罪，这对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也意义不再，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刑满出狱。

司法部当中，几乎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明白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可以动摇的。该州的先知们将目前的阶段称之为“二次重建时期”。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同他们的先祖一样，一心一意抵制种族隔离制度，联邦政府的挑战就会以失败告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1961年，司法部大多数人（除了多尔）都与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南辕北辙。同年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总统哥哥递交了一份有关民权进步的报告。这份报告听起来振奋人心，鲍勃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事件发生一星期后，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当众声明种族隔离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他大胆预言将会有黑人在20世纪末当选美国总统。

与一个密西西比州黑人经过一番交谈之后，詹姆斯·梅雷迪思顿觉形势没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空军部队服役长达9年，他出生于该州中部科西阿斯科岛的一家农户，有10个兄弟姐妹。由于受到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鼓舞，梅雷迪思当晚就写信向密西西比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这样一段话：“我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黑人，鉴于美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新时代中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信我的入学申请并没有令你们感到意外。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对我入学申请的处理方式能够带给我的大学以及密西西比州无上的荣耀。”

作为坐落于南部牛津市的有名大学，“老密西”以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学术理由拒绝了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但他并不气馁，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表示大力支持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1961年6月，该协会律师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梅雷迪思提起诉讼，控告密西西比大学因种族原因拒绝他的入学申请。这场官司在美国法学史上独一无二。联邦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诉讼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扭转了判决结果，紧接着，该法院的本·卡梅隆法官再次否决了这个判决。上诉法院宣布卡梅隆的判决无效，可他紧接着又发布了另一道判决。如此反复，到第4回合时，卡梅隆明确表示他将坚持下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提出申诉，请他伸张正义。9月，布莱克，这位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州人接受了法院诉讼，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立刻准许梅雷迪思入学注册。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不可能！”两日之后，他便在全州电视台声明：“我们绝不会向罪恶之人及非法暴力之徒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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