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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改革动荡（第2页）

利马机场的接待十分礼貌，但当汽车队伍进城时，尼克松观察到街上行人不多，其中大多数也“似乎并未意识到”他是谁。与他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避免“出事故”，在这之前车队路线并未公开。尼克松回忆道：“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因为我之前从未料到在友好的秘鲁会出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策划这次事件以及之后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件的主导者是谁。他们模糊不清，而在尼克松后来坚持认为他所遇到的所有麻烦都要归咎于统一指挥的共产党的阴谋后，就更让人搞不清了。他后来写道，在到达利马宏伟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已对阴谋有所察觉：“显而易见，由于共产党人企图在我去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途中制造混乱，但最终未果，他们便决定竭力使我和美国在圣马科斯大学难堪，因为该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有名，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成为各地头条新闻。”他一边看着那些示威者，一边想：“他们如何能够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接着我开始意识到，发生在这里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残暴、决心和疯狂。这就是我在那些暴徒脸上所看到的。这正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写道：“看着人群中的年轻人，对那些驱使孩童置身于这场荒谬境地的粗暴共产主义煽动者，我感到无比憎恨。”

这大部分都是一种猜测。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秘鲁和委内瑞拉与他作对的势力中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头版将尼克松画成一个尖嘴獠牙、表情疯癫的人，显然在大众的心里起到了煽动作用。但以此推断出所有在他此次行程中抗议的拉丁美洲示威者均受到共产党情报特务的操控和指挥，说得婉转些，也未免太荒唐了。那些年，中央情报局远远达不到无所不知的程度（中央情报局对当时发生的伊拉克政变就毫不知情），但它居然会错失如此重大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认为自己遭遇不公的穷人看到了一个可以宣泄自己对有钱人的仇恨的机会，他们自然会抓住不放，这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人和持其他信仰的极端分子便趁机在本来燃烧旺盛的反美怒火上添油加薪。

利马的暴徒虽然凶猛，但后来副总统一行还是有了几天喘息的机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4天之行让他们得以重整旗鼓，准备迎接即将到达的最后一站，也是最危险的一站：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局势十分紧张，街上的气氛充满敌意，掌权不到4个月的军人政府并未采取必要的积极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因此对于美国大使馆不时提出的疑虑，新政府一再保证，副总统不会遇到危险事件，万一有危险的话，他们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共产党反对尼克松的阴谋还可能是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对他们的组织能力备感骄傲，迎接尼克松的委内瑞拉暴徒也已准备就绪。5月13日星期二早上，当副总统所乘的飞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时，5批人已占据各战略要地。一批在飞机场的出口，另外三批在位于机场至加拉加斯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长20英里的路上等候尼克松的车队，因为尼克松预先安排前往英雄公墓广场的西蒙·玻利瓦尔墓前敬献花圈。

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集中在广场，身上都带着燃烧瓶。在任何有埋伏的地方，他们的头目都希望尼克松能被炸得粉碎、烧成灰烬。在委内瑞拉，这可能被看成最耻辱的死法。1月，一些警察为保护即将垮台的政府而终结了生命，那些幸存下来的警察对那次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不愿挺身保护尼克松。

然而，官方的不负责任远不止如此，其中一些方面让人感到疑惑不解。报道副总统之行的美国记者比尼克松率先着陆，发现500名反尼克松的青年已经乘车到达机场，并排列在机场出口的观景台上。很显然，他们是来闹事的。之前他们就朝着尼克松乘坐的飞机挥舞拳头，大声辱骂。但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负责人将闹事者驱散时，他却表示拒绝，并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进行示威。”接着，他又命令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固定的地方，而是在远离机场出口的街上列队停好。这就意味着尼克松夫妇还必须穿过示威人群，步行100多码。那个负责人后来解释说光彩照人的豪华车队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简直是荒谬可笑。

那天的可疑人物还包括机场军乐队队长，因为他知道无论何时奏响美国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都不得不立正站好。负责保护车队安全的机构也很可疑，这些人都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负责副总统安全的美国警卫人员，在尼克松到达前一个小时，交通就已被管制。但这并非事实，路上一直车来车往。此外，三批伏击人员和相关物资已大量集中在埋伏地点，任何人随便一看便会发现他们。如果说委内瑞拉军人政府也参与此次阴谋是难以置信的，但要制造出有报道价值的新闻还是很有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曾写道，发生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骚乱已将美国人的注意力和援助都吸引了。如果惊动一下副总统能够打压美国对其南方邻国的嚣张气焰，在他们看来，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后来，尼克松发现这个解释对于那次安保工作的糟糕颇具说服力。他以值得称道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相关负责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暴民太多的情况。

尼克松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打量人群，想看看自己可能会受到何种待遇。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朝那些尖叫的年轻人看了一眼便知道，“我们将在这里遇到和之前所有到访地完全不同的情况”。译员对他说：“副总统先生，那些人很不友好。”尼克松不需要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情况，喧闹声震耳欲聋，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听见国歌和为他鸣放的19响礼炮声。在105发礼炮放完之前，他就决定免去在机场举行的其他仪式，尤其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的环节。他对译员说：“我们等会儿就不到麦克风前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让我们免除一些惯例上的讲话，直接上车吧。在这伙暴徒的吵闹声中没人听得见我们讲话。”

但他并未发现豪华车队。他朝着车队应该停放的位置望去，却发现红色地毯一直铺到航站楼，并穿过大楼直达另一端。他远远看到那些车正闪着光。在通向那里的路上，愤怒的青年排成队列，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垃圾。仪仗队的刺刀可能在这时还会派上用场，但他们的指挥官却不见踪影了。

就在情势迅速恶化之际，美国人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当其他人都在嘘声不断时，这些工人却一直对尼克松欢呼，这一举动让他们很是扎眼，以至于迅速吸引了人群的目光。这让美国人抓住机会逃离了航站楼。从大楼出来后，尼克松和夫人刚走到观景台下，乐队指挥竟再次奏响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好又呆呆地站在那里。尼克松之后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是天上下起了雨。”后来，他才意识到那都是唾沫星子。头顶上那些人正吐着唾沫，有些人还嚼着烟草。尼克松夫人专为此次行程准备的红色新装因而沾上了不少棕色污点，一个橡胶吹笛直接打在了尼克松脸上。国歌结束了，尼克松挽着夫人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组成的楔形队伍后面，挤进拥挤的人群，朝车队走去。

这支楔形队伍突然猛地一冲，将尼克松挤进了第一辆车，夫人帕特则坐上第二辆车。特工人员和译员紧随其后。就在他们迅速摇上车窗并擦掉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外交部长卢廷与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则和帕特同车。外交部长夫妇都备感难堪。卢廷文雅、温和，他想擦去尼克松衣服上恶心的唾沫，尼克松则尖刻地回应道：“不用麻烦了，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会将它们烧掉。”外交部长则极力解释：“委内瑞拉人民由于长久得不到自由才会表达得如此强烈，做出出格的事。在新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不想做出任何可能被曲解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事情。”尼克松答道：“倘若你们新政府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控制住刚才在机场的那种暴徒，那么不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没有自由可言了。”

前往加拉加斯之行真可谓惊心动魄。他们的车队由一辆警卫车和一辆新闻车开道，一路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现代化的双车道高速路上，示威者则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在车队中穿梭，对第一辆车叫喊着、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由于车内没有空调，空气变得令人窒息。一到市区，尼克松便注意到人行道上行人稀少，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装了窗板。就在他想说这可是不祥之兆时，一声沉闷的重击声传入他的耳朵。他的第一反应是司机把车开进了坑里。然后，他又接连听到两声重击，原来是车被飞来的大石块击中了。这时司机猛地将车刹住，滑行一段后停了下来。他们已到达市区，并遭遇了首次埋伏。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突然从附近一个昏暗的巷道涌到街上，用力向他们投掷大石块。由于这里还设着路障，司机便从旁边绕了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了车。车停在一个斜坡上，公路由此拐向市中心，往上连着苏克雷大街。该街道由一个中央分隔带分开形成6车道，穿过加拉加斯最贫穷的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就在这里。一辆大型翻斗车和若干辆公共汽车以及小汽车停在街心，车内空无一人。另外一群衣衫破烂的人举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停留在此的车队大喊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一些目露凶光的示威者直接向尼克松那辆车冲了过来。

这里又发现一条便道，于是车队便沿着这条路紧张沉默地行驶。直到快到加拉加斯市中心，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时，车队又被精心设置的路障挡住了去路。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排成三行，直接挡住了尼克松的车队。司机根本无法越过中央岛，因为那里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几乎围得水泄不通。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寂静得令人害怕。接着，特工杰克·谢尔伍德低声说道：“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那次暴民有200~500人。示威者们飞奔而来，一边吐着唾沫，一边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在车队前面那辆新闻车上看着这一切，觉得它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暴徒，简直都快杀人了。挡风玻璃上的唾沫横流，司机不得不打开雨刷器。肇事头目骑在别人肩上，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带领大家喊着：“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就是将车窗弄开，如果车窗打不开，他们就将玻璃打碎，横竖要把尼克松拖出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了一面车窗并卡在了这块特制玻璃上，飞溅的玻璃碎片打在卢廷脸上。他哭喊着：“飞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的眼睛！”陪同翻译员身边的窗户则被一根铁管击中，尽管玻璃没有全碎，但一部分却溅到了译员的嘴上。舍伍德被击中后开始流血。一些玻璃碎片也打在尼克松脸上。另一根铁管刺进车窗，朝尼克松晃动着。

卢廷外长几乎歇斯底里地哭喊道：“这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尼克松则转向后窗。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到帕特正和外交部长夫人聊天，“好像这次事件不过是和某天下午在好莱坞高速路上遇到交通堵塞差不多”，便放下心来。帕特的司机也镇定自若，将车子前的保险杆紧顶住前面那辆车，这样暴徒就无法通过后窗靠近副总统了。尼克松看到，那些示威者对帕特所乘坐的车并不感兴趣。无论如何，那是仅有的一丝安慰。暴力在此处已持续了12分钟，现在看来，似乎该事件只有一种结果。

他们在车里听到骑在别人身上的头目发出了一个命令，车子便开始晃动起来。对于那些了解暴徒做事方式的人而言，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可怕的阶段。无法进入车内的暴徒开始拼命摇晃车子，试图将车掀翻，把车烧毁，将车里的人都烧死。这时，尼克松边上的窗户打开了。坐在前排的舍伍德和另一名特工掏出了手枪。

1958年5月13日中午12点45分，就在这个时刻，理查德·尼克松知道自己逃生的机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微小。在4个街区以外的玻利瓦尔墓碑处，包括一名特工、驻外使馆武官和副总统行政秘书在内的一批美国侦查人员早早地就在那里，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然而，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6000~8000名愤怒的人围堵在那里。正如在机场一样，这里的警卫早已消失不见。正等在苏克雷大街至关重要的角落的不是警卫，而是愤怒的示威者。他们对美国人的敌意显而易见。示威者向身着制服的武官拳打脚踢、口吐唾沫，甚至还与其厮打起来，使馆一辆旅游车的一扇车窗被打碎了。这些先遣人员全都惊慌失措，通过预先安置在加拉加斯警察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警报密电。

在第三个路障处，尼克松的车队就散了。后面每辆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就都调转车头向小道驶去，抛下受到围攻的副总统和他的警卫，让他们自生自灭。当时情况十分混乱，尼克松是如何逃脱那次危险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据尼克松回忆，当时载着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想尽办法插入迎面而来的车流中，就像在橄榄球场上掩护带球人员一样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跟着把车开到马路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车紧随其后”。《先驱者论坛报》的梅佐当时就在那辆卡车上，他记得恰好就在暴力似乎要到达凶残的高潮时，“一些委内瑞拉士兵出现了。他们在交通阻塞处开辟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这时，车队仍然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在到达广场前的最后一个路口，尼克松告诉司机将车开进一个巷道，并朝反方向行驶。外交部长卢廷喊道：“我们不能没有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是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还不如不要。”当他们安全到达另一条大道，脱离了险境时，尼克松命令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谈论一下，并看看情况。领队的车已经破破烂烂：所有车窗都被打破，挡泥板也已被砸毁，车上的每个人不是被刮伤就是被刺伤，但大家的伤势都不严重。两位夫人没有受伤。前方的道路也畅通无阻。于是，他们驱车直接到达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该地位于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一个陡峭、易守的山顶上。在其12年的执政生涯中，尼克松第一次睡了午觉，完全是因为疲劳过度。其他人则忙着将这座小山弄成一个堡垒。除大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和特工人员外，还增加了60名担任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教官的美军士兵。进入大使馆的所有电报、包裹和信件都要接受安保人员的检查。第二天下午3点，尼克松被安排提前9小时秘密离开加拉加斯，与此同时，迈克蒂亚机场的安保人员也做好准备，保护尼克松所乘坐的飞机免受可能遇到的袭击。

此时，华盛顿方面已发出命令，要执行一场非常救援任务。由于对尼克松方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又被告知可能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向委内瑞拉派出6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通过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1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已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准备就绪，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也整装待命。然而，尼克松对此一无所知。杜勒斯之前曾向尼克松发去电报告知消息，然而这些电报就像那天其他信息一样根本没到达目的地。尼克松夫妇当时正在大使馆的私人房间里吃饭，大使冲进房间。他通过新闻报道才知道，事情有了轰动性的新发展。五角大楼已于下午6点5分在公报中宣布：“部队调动正在进行中，以便委内瑞拉政府任何时候请求援助，这些部队都会随时准备与之协作。”

对委内瑞拉那些指挥暴民的极端分子而言，这简直就是意想不到的宣传礼物。虽然他们之前受到普遍谴责，但美国现在派来的军队使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都处于对北美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中，以至于他们在抵抗美国军队的同时几乎将那些极端分子抛在了脑后。尼克松和大使赶紧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向华盛顿解释说，这里每个人都很安全，无须外部援助。第二天早晨，当通信恢复正常后，总统和尼克松通了电话，尼克松再次向他表示一切安好。

在华盛顿国际机场，当尼克松走下飞机的舷梯时，1.5万人朝他热情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内阁成员也都赶来了。尼克松做了简短讲话，说出国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回家了，还表示他在南美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很友好。

利马和加拉加斯之行对副总统而言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而那次事件对尼克松的名望产生的影响虽然巨大，却也十分短暂。1958年6月，该事件之后的一个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首次超过艾德莱·史蒂文森，和肯尼迪不相上下。这是20世纪50年代他最受欢迎的时候。但到那年秋末，这便成为一段记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领导人也难逃困境。

很少有比这件事更令人开心的了，那就是发现一个正人君子正做着他极力反对别人做的事，虽然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但就在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发生了，真是让人惊讶万分。伴随这一丑闻出现的象征物和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以权谋私中的象征物一样让人无法忘记。1958年不仅出现了呼啦圈和大型电视测验节目，还有亚力克·吉尼斯在住宅区附近的电影院向日本人展示如何在桂河上修建大桥。那年也流行骆马绒大衣。那年夏天以前，恐怕没几个美国人能告诉你骆马是一种急速奔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它们生活在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之间的安第斯山脉，由于它们光泽细软的绒毛可以被做成衣服，所以成为狩猎者的目标。到那年7月4日，几乎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不仅暖和、优美、时髦，还是身份的象征。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那么纳税人之所以知道它，就是由于每个参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情。

很奇怪的是，竟然没人解释骆马绒大衣里究竟含有多少骆马毛，尽管这是政府曾传唤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衣服的标签上写着“羊毛90%，骆马毛10%”，但事实上其中还掺有一些尼龙。这一点和其他方面随后都暗淡失色，是因为有人指控白宫曾替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出于感谢，设法将一件质量最好、价值500美元的大衣送给了美国总统助理，也就是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舍曼·亚当斯，现在这件大衣就挂在这位助理的衣柜里。此外，戈德法因还送给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买来的价值2400美元的东方地毯。在1955~1958年5月，亚当斯一家在波士顿一家豪华的喜来登广场饭店共消费3096.56美元，戈德法因则为他付了21次账。他还为亚当斯支付了其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下榻时的账单。戈德法因之后称，在交税时，所有这些高额消费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如果戈德法因的业务确实从这些消费中得到“正常且必要”的利益或优势，那这些从税款中扣除的花销便是允许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也可以证明。

他与亚当斯关系密切。法院调阅的电话记录显示，戈德法因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给亚当斯拨打了43个长途电话，大约每4天一次。亚当斯也曾给他或为了他的事情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F·豪雷（他就是靠亚当斯才当上主席的），询问他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从何而起。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因同一控告再次接受调查时，亚当斯利用其势力安排戈德法因与豪雷见面。在此期间，戈德法因公然拿他朋友的名字狐假虎威。“请让我和舍曼·亚当斯通话，”他向一位秘书命令道，声音大得足以传到隔壁办公室。接着，他对电话那头讲道：“舍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这里招待得很周到。”

第二年，亚当斯还让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索要其调查戈德法因东波士顿公司的机密信息，这完全违反了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为他致命的证人。福克斯做证称，戈德法因将他与亚当斯的友谊视为促成交易的通行证。但他的话也不能全信，福克斯说道：“戈德法因曾告诉我，只要有舍曼这张王牌在手，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说：“我曾问过戈德法因先生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他告诉我，有些人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完全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是否插手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情，戈德法因说“他已过问了”。

在6月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戈德法因的资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时，亚当斯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主题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审判日会被问到的问题”。亚当斯一直对罪人在审判日会遭遇什么十分感兴趣。民主党人知道，他作为一个曾公开反对裘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在位期间滥用职权的严厉道德主义者，曾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将政府称为“奥吉亚斯的牛圈”，并保证艾森豪威尔将结束此类腐败事件。他以前说过：“这就是终结腐败的人，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共和党保守派也十分憎恶亚当斯。他们还记得亚当斯曾指控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他还用手指着他们喊：“你们不该偷窃。”对他们而言，亚当斯曾经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做出了一个很不礼貌的评价，就因为哈罗德曾为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关于戈德法因案件的一件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是，白宫秘书全都接受过戈德法因的红包，从35~150美元，而且有一位秘书的办公桌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还不到75英尺。若是在以前，这已足够让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室主任立即将所有人撤职了。亚当斯之前就警告过他们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请求。现在，他想要训斥他们也不太现实了。在白宫西翼，总统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轻手轻脚、轻言细语，活似总统家里有人罹患重病。

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如他82岁的父亲所说的，亚当斯的一生“就像美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充满爱意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他会一丝不苟地支付用在私人信件上的邮票钱，还坚持自己应该为私人电话付费。直到最近，他仍然在使用抬头为“舍曼，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信笺，只是在“州长”前面加上“前”字。他总是早上7点30分就坐在办公桌前，任何在办公室开门后才来的员工都会被他大声呵斥：“今早你迟到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任职期间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准时上班。他打电话从来都省略了“你好”或“再见”，因为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对方一拿起电话，他便开始讲话，当他说完自己要说的便挂断电话，别人的话可能刚说到一半就被切断了。他比任何人都受到总统信任。进到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每份文件、每位访客、每个决议他都会一一审查，同时给出明确的建议，例如他会在一张小清单上写上有资格当选内阁成员的人。总统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曾表示：“无论我要做什么，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要做。”亚当斯也从未辜负总统的深切信任。然而，他怎么会和戈德法因纠缠不清呢？

主要答案在于，事实上有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其中一个戈德法因是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总是和政府麻烦不断，而且善于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引起众议院委员会注意的戈德法因。亚当斯从未见过这个人。亚当斯自“二战”以来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则是一个白手起家、彬彬有礼、讨人喜欢的移民，还热心于慈善事业。用亚当斯的话说，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公民，既值得信赖，又真实可信”，关于他暗中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猜测简直荒谬之极。他根本不需要做不正当交易，因为他已经十分富有了。戈德法因的产业包括分别位于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6家纺织工厂和两家名为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的房地产公司。每年他都会为慈善机构捐出5万美元。他和妻子、4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的一栋豪宅。

当时，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将戈德法因引荐给亚当斯时，说戈德法因是具有公德心的百万富翁，他拒绝像其他纺织业制造商那样，为获取廉价劳动力和低税率而搬到南部。亚当斯向别人打听后发现，戈德法因的确是个可靠的商人，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声誉。他给员工的待遇很好，给他们支付较高薪水，也从未和纺织工会有过任何纷争。他还曾组织劳工代表和经理代表举行了一次联谊会，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都来了。他的朋友和为其说好话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包括科顿、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

就国会对戈德法因拉拢官员事件的调查，揭露出他们之中的一些友谊也存在不光彩之处。比如科顿住的房子的产权归戈德法因所有；佩恩的房子是靠戈德法因借的3500美元无息预购房款买下的，而且始终没还给他钱；戈德法因之前向《波士顿邮报》提供40万美元贷款，以换取他们对保罗·A·德弗竞选连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社论支持，之后他便和福克斯有所往来。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开始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做证揭发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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