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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追逐幸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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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追逐幸福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57年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为“艾森豪威尔的假寐期”。当时美国人认为自己技术超群、所向披靡。然而，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发现苏联的火箭技术早已偷偷地超越了他们。在这之后，美国人再不复此前自信。美国计划投资上千亿美元疯狂探索星空，以夺回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令人沮丧的发展使美国人遭到了新一轮的自尊侵蚀。对那些珍视1953~1957年短暂休整的人而言，那是一个单纯的黄金时代，如同失去的纯真童年般那样让人哀悼和怀念。

这段假寐期虽不很辉煌，但也不像美国知识分子描述的那样虚无。在知识界看来，这是沉闷无味、骄傲自满、物欲横流、追求享受的年代，大众社会分崩离析、随波逐流、毫无个性、道德败坏，整个社会笼罩在无聊厌烦和恶俗的氛围当中。在那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小城镇的旅馆被41000家汽车旅馆取代。还有更多意想不到之处，比如你只需要花25美分就可以躺在一张能够刺激性欲的床上。梦想破灭的美国，其宗教态度已经堕落到了打电话听祷告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了“明星如何找到信仰”系列。还有预先包装好的60秒解决所有精神困扰的锦囊。照此看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没有任何值得赞扬之处。在这期间，身份的标志就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男子气概要靠加入“美身牌刮脸香水俱乐部”来体现，民主就是给有钱人投票，排场就是用松木装饰房间，经济标志则是“阁下应该购车”。

那时有很多小玩意儿。技术变命对美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人们好奇地谈论着晶体管，说着这些还没有他们的鞋带头大的锗片和硅片，它们既可以被用在像国会议员赫伯特的小收音机上，又可以给助听器供电（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上），还能为战斗机减轻1500磅。这些小玩意儿用处大着呢！只有苦行僧一般的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促销的国王型和女王型甜梦牌床垫。虽然看到汽车旅馆坐便器的座圈上盖着写有“为了保护你的健康，本座圈已消毒”的纸条时人们会觉得很荒谬，但洁癖还是比不讲卫生要好。洛斯阿拉莫斯等国家实验室外，技术人员们正在致力研究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还是让人高兴的。

虽然新发明本身没有错，但数目之多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比较突出的有：中央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键式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洗衣烘干一体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开车入场商店、带空调的公共汽车、电热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卷笔刀、电动开罐器和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逐渐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日用品。渐渐地，这些更实用的新产品一点儿一点儿地改变了日常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摇摆世代”意识到，生活中数不清的方面都变得更容易、更安逸、更方便、更有趣了，换句话说，更宜居了。几乎同时，他们想起了“大萧条”。带着敬畏和恐惧之情，他们意识到：那已经永远离他们而去了。

“大萧条”的确已经离他们而去了，到处都是日渐富裕的迹象。自然资源、“二战”后的全球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工作热情，都是造就繁荣的原因。美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的商品。战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初期，又再翻了一番）。美国的海外投资从12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单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预算规模就已经达到了波兰全国的预算规模。

这一切的结果是，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让世界其他国家无法理解的高度。几乎60%美国家庭报告的工资收入都达到了中级资产阶级水平。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家庭平均收入已从3083美元上升至5657美元，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上升了48%。按照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正处于“疾驰的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正在转变。流水线上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都可以开着昂贵的新汽车，还投资股票。1954年5月的《财富》杂志指出：“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们不是，而且几年前就已经不是小房东或药店老板了。如果说到最典型的形象，最合适的也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

“大萧条”时期的幸存者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新繁荣，就开始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经济繁荣是这些人年轻时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的消费本能胆小保守。如果他们总共有100美元，他们会把它全部存起来。然而，节俭突然变得不合时宜。在“二战”后成年的美国人不了解那些拮据的岁月，他们会花光现有的和未来将得到的每一分钱。“大手大脚”成了恭维话。这些挥霍无度的人像1929年的投机者一样依靠赊欠过日子，但他们买的不是股票，而是消费品。对于他们来说，生活靠的就是分期付款。1952~1956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从274亿美元增至425亿美元，增长了55%。分期付款信贷增长了63%，此数据在汽车行业几乎增长了100%。虽然这是繁荣时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却仅仅增加了21%。新一代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显然还过得很享受。谈起“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他们很不以为意。这种形势下，诞生了一种新兴职业——债务顾问，他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人处理信贷和还款出谋划策。

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新郊区的高新家庭，也几乎没有存款。在长岛的莱维敦和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储户的平均银行存款为300美元。年轻夫妇习惯于按月扣所得税和一次性的抵押贷款，因此对利率的高低毫不关心。他们在分期付款购买物品时，只关注每月需要支付多少钱。他们将生活保障寄托于银行贷款的圈套、附有特定付款和债务条件的优惠券上，而银行自然乐意效劳。威廉·怀特说，银行提供的是“储蓄之处”，而不是推广“储蓄的理念”。

错愕的父母们称这些年轻人为“蝗虫”，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也很惊讶。常常听见30多岁的夫妻讨论那些20多岁的夫妻：“我们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欠债。”但在过去，美国人并没有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保障。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现在的年轻人总会弄到贷款以渡过难关。这显然违背了严格的个人主义信条——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徒道德，但身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享乐主义年轻人明确指出，正是个人主义引起了“大萧条”。人们发现，在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有些用语渐减少，如“强迫”、“强制”、“向上”和“控制”等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年轻人争辩说，消费不仅可以带来乐趣，也是更明智的选择，有些人认为这样也更爱国。一个广播电台录制了一首五声合唱曲，结尾是“买买买，今天需要什么就买什么”，每天都要反复播放70次。

即使你买的是你并不需要的东西，你至少促进了经济繁荣。任何与潮流不符的路线都会令人感到惊悚。纽约一家报社报道说，“节俭之风的兴起”将“影响政府”。麦迪逊大道援引塞缪尔·巴特勒的话：“所有的进步都基于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上超出他收入水平的生活。”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居然向人们引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难道不是有朝一日能够尽情购物和享受奢侈品的强烈欲望推动着劳动和产业吗……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人们的天性会让他们逐渐变得懒惰，而奢侈难道不会使消费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吗？”（引用这句话时，广告公司说：“这看起来才是成熟的思想，修正了他早期关于节俭之风的广为人知的论述。”）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坚持认为客户主宰一切的说法毫无意义。需求是被操控的，认同是被设计的，公众生活在有组织的欺诈之中。这就是消费者，了解它对于理解新经济进化的重要性，就如同了解杜勒斯，才能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在郊区的住宅区，这被称为“美好的生活”。这意味着其满足了人们的贪欲——跃层的住宅、双车库里停着两辆车，以及游艇、海景房，东西坏了或过时了就添加更多的新物品（这完全得益于发明“过时”的奇才们）。在朦胧的未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们也将开始重复这样的过程。但这种繁荣的心理不仅仅限于郊区居民，也包括正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是必然的，因为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消费来保证。处于较为底层的美国人收入较低（年收入在4800~5200美元）无法搬到帕克斯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和德雷克赛尔清溪这些地方去，便常常购买其他相关产品，特别是那些电视广告上宣传的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露、配好的蛋糕料、轻泻剂、洗涤剂、剃须刀、润肤露、香烟，以及对大多数家庭来讲的大笔开支——购买新汽车。在商品的大肆宣传中，观众们被不断地推到广告品牌的浪潮中，不断购买新商品，资金不足就向可靠的信贷公司借款，以获得那被胡乱吹嘘的美好生活，否则就有失去这珍贵的一切的危险，以及脱离群众的危险。

20世纪50世纪中期，对消费者欺诈和操纵的概念已然不新鲜，但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这种现象是基于这个时期对消费者消费驱动力的研究，而这种驱动力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其诱人性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告界那些善用花招的人之大言不惭，有时让人惊讶不已。他们为建立在肥皂的香味、泡沫的结构和纺织物的洁白度上的帝国自豪不已。他们自吹自擂（用他们的调查和销售数据来支撑），说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的抽烟者全都改抽万宝路牌香烟；人们扔掉了普通短裤改穿纺织机之果牌的骑师式短裤；人们向信贷公司借钱，以便他们的妻儿可以肯定地回答那个有名的问题——菲利普·怀利说，这个问题被植入了所有针对美国女性的广告中：“太太，你够条件吗？”

斯佩克托尔斯基谈到这些有创意的广告员时，说：

上帝保佑我们，这些人创立风格，制造时尚，宣扬美国其他人民的梦想。无论他们做什么，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后，在森林湖和圣巴巴拉市以及交通干道区的同行都会进行类似的活动。通过像Vogue杂志上的专栏“人们正在谈论……”这样的渠道，他们规定的一切常常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塞威克利等地方流传和谈论。他们告诉我们买什么，我们向上帝发誓，就买什么。

斯佩克托尔斯基开始着迷于这些生意经。其他人却有自己的意见，说这是故意鼓励非理性行为和冲动购物，是对别人隐私的侵犯；说人们成为受害者，激发人们的欲望是奴役的一种形式。评论家认为，他们可以在艾森豪威尔引领的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镇静剂成瘾的人数的数据令人担忧。1957年毒品的销售量是战争结束时的8倍。商店的盗窃案件也大为增加。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社区里，商店的扒手并不是如人们想的那样贫困潦倒。警察局局长说，她们是家庭主妇，老公是年薪8000美元的中层管理者。她们每星期都做礼拜，活跃在小学家长会中，参加桥牌俱乐部以及每星期消费50美元。

加尔布雷思困惑于社会的双重标准，他说：“从给定的原材料中增加产量的任何行为都是好的，也是重要的；而任何抑制或减少产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错误的。”那些宣扬自我放纵和累积个人财富的人，称颂商品私有，却逃避公共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根据这一思路，加尔布雷思认为：“毫无疑问，在纯粹的金钱方面，做投机者或妓女比当教师、牧师或警察回报更大。”年青一代已经被“庸俗预处理”，路易斯·克罗嫩伯格写道：

“就像做衣服的材料已做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生产、消费和利润在这一代发挥的作用，代替了我们祖辈时宗教的作用。”他说，这样的事情甚至不容许讨论，因为“它们已经取代了《圣经》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一些观察家认为，广告推销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痛斥他们为“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谴责消费主义，同时也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衡量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不同的社会标杆：

今天，那些提出温和批评的人，也可能看起来像一头狮子。今天，持各种社会准则和政治信仰的人，都在追求舒适和时尚。如果一个人有争议，就会被看作令人不安的因素。创造性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标志。把《圣经》中的一个比喻做小小的修改，那就是庸人引领庸人。

如果对20世纪50年代新繁荣带来的生活方式没有体会，那么，15年后对社会反抗的理解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时代的特征最容易在新郊区中得到体现。他们并不代表所有美国人（例如，很少有人会死在那里，那里的成年人也几乎都已成家）。但他们确实代表着美国未来的模样。正是在那里，中层管理人员终日过着安逸的生活；在那里，有他们妻子尊崇的贝蒂·弗里丹口中的“女性的神秘”；在那里，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物一起嬉戏在公共的社区游乐场。

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美国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曾在战后时期以缓慢的步调继续。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每年都有超过百万名农民离开农场，到20世纪60年代，总共有1700万农民离开了农场。同时，曾经那样辉煌的城市中心被遗弃，成为穷人的居住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人远离了市中心。战后，即使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如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乘车来往的人也是之前的两倍，再后来是三倍。在新兴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了城市的所有男性。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几十万白领骑车或开车到曼哈顿，晚上再回家。20世纪50年代末，曼哈顿岛市政厅以南的人口白天超过100万人，而晚上只有2000人。在这10年中，超过100万纽约人离开了纽约，在战后崛起的社区生活。约翰·布鲁克斯写道：“夜晚的郊区吸干了市区的人口，只剩下守夜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它成了一座兼职城市，像潮水一样涨落……当汽车、通勤列车到达时，它为人潮所淹没；入夜，它被遗弃在黄昏中——人潮退去，为小偷、警察和老鼠腾出了空间。”

美国其他城市也一样。1958年前的10年里，定居区建成的1300万套新住宅中，大约有1100万（85%）建在城市外。农场和中心城市的难民聚集在乡镇，这些地方，在战胜日本那天尚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丧失了活力。在过去，它曾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向往的地方，现在，这些人已不断流入城市周边社区、弯曲的超级街区、复式花园洋房、红砖迷宫和修剪整齐的草坪。那里居住着新一代人，“摇摆世代”和他们的甥侄辈，在这些新开发区盛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尤其重视社交技能。农村和小城镇曾被戴维·里斯曼认为是所谓的“内向”男女的大本营。他将他们举止的基础比作陀螺，这形成于他们的幼年时期，由其父母所培养，之后再没有动摇过。“内向”的经典例子就是，英国人即使在丛林中吃晚餐，也要穿上礼服。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群体正逐渐占上风：“他向的美国人”。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渴望不断被人喜欢。里斯曼将之比喻为拾取他人情感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不断调整以满足集体的需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这样的地方，“适应能力强”被看作一种荣誉。

这些特点在战后的美国并不算新鲜。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举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专制制度，重视平等主义，所以总是“他向”的，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支撑这个论点的证据。他指出，虽然美国人自豪地谈论他们的个人主义，但美国人特殊的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彼此合作的作风。他预言，如果美国失去了这种动力，便会通过牺牲所有其他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并创造一种多数人的专政。他写道：“在平等的年代中，无论人们为自己制定了什么政治法律，你都可以很肯定地预见到，对公众意见的信任将如宗教信仰一般，而大多数人将成为先知。”在这种情况下，危险是个体可能会“因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而被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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