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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荐书集锦套装共24册第十七章 坠入深渊（第2页）

很显然，这个人不是间谍，这些档案里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通过在这份文档里插一句，在那份档案里删一句，用伪造的调查材料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润色加工，对那些喜欢先看漫画版，再看体育版，最后浏览一下大标题的读者来说，麦卡锡制造的新闻给他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已经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的那场表演中，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幅度还很小：三个“有俄式名字”的人变成了“三个俄罗斯人”；像“据报道”、“据说”字眼消失了，“可能已经”和“可能”被“已经”和“是”代替；“值得考虑的诽谤信息”被翻译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其他篡改则令人非常吃惊。联邦调查局的审查通过记录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改为联邦调查局称其有罪。如果“一个美国好公民”被国务院机构拒绝，原因只能是要雇用共产党。而有些事实，例如申请人的年龄已经超过70岁，则根本就没提。共和党人惊呆了。肯尼思·惠理作为该党的参议院领袖，尽可能在议案中帮助麦卡锡，但也尽量避免和他搞在一起。塔夫脱（几乎不认识麦卡锡）后来告诉记者：“这真是一场不计任何后果的演出。”

第二天早上，报纸头条揭露这些档案毫无用处，陈旧过时。民主党人欢呼雀跃，他们召开核心会议，要求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全面彻底”地调查“对美国不忠的人们是否受雇于或曾受雇于国务院”。因为其他共和党人与麦卡锡保持距离，而且他自己也曾坚称他乐于接受调查，参议院一致通过卢卡斯的第231号决议。惠理试图求助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太多的帮助和安慰。但这一提议在全党投票时被直接否决了，然后提议移交给了外交关系委员会。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任命米勒德·E·泰丁斯为那不太好惹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这位野心勃勃的头面人物曾掌控了马里兰州长达25年。在他任命其正式成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罗得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人伯克·B·希肯卢珀）前，麦卡锡就称之为袋鼠法庭。泰丁斯保证“无政治迫害，无任何掩饰”。私底下，他自命不凡地称威斯康星州的那位后座参议员为“那小子”。他并不知道，一共要对麦卡锡进行5次调查，而这只是第一次尝试。在这些调查中，没人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除了麦卡锡自己。

当然，他得到了某些帮助。没有人，甚至是麦卡锡都不可能单枪匹马把事情闹出这么大动静。若没有某些说客的努力，在国会里不可能走这么远，麦卡锡在飞去惠灵市之前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表明他知道怎样获得帮助。调查员李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另一个迹象。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崭露头角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同党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援助工作，只要麦卡锡需要，大量人员和数据都能为他所用。并不是他们选择了麦卡锡，而是麦卡锡选择了他们的议题。任何集团想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都并不是那么容易能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一旦找到，他们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看到他身败名裂。

这就是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其绝大部分成员都受雇于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份名为“附录九”的小册子，相当于反犹主义者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1944年，《附录九》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们辑成，共有7卷。里面有22000个名字，不加选择地排列在一起，是从被怀疑对国家不忠的机构的负责人名单、那些告密者，和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觉得它荒谬绝伦，全体成员收回《附录九》并禁用，但是马修斯却私下留了一份。有了这件武器，麦卡锡便可以口无遮拦、信口雌黄，而这本册子中所没有的，麦卡锡还可以从对华政策协会创始人、院外援华集团主要赞助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那里获得。30年来，科尔伯格通过从大陆进口东方的纺织品而获得利益，但蒋介石下台后，其财源就被切断了。现在，他从巨额财富中拨一点儿给《反击》、《自由人》和艾萨克·唐·莱文的《实话实说》等刊物中。

这股势力正在华盛顿徘徊，寻找一个头领。他们现在听命于麦卡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他服务得很好。他的对手也很强大：有国会山的民主党领导杜鲁门总统（他私底下谈论麦卡锡时，曾说那个“狗娘养的必须受到弹劾”）以及所有不像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记者。在与麦卡锡的第一次冲突中，约瑟夫、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与其斗争得尤其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在办公室里故弄玄虚的表演——打电话时用铅笔敲打话筒“而使窃听器的磁针失效”，电话快结束时，他故意演戏打给来访者听。只见他抓住听筒，喃喃地说：“是，是，我能听见，但不能说什么。听得见我说什么吗？你真的知道那家伙的内幕吗？是吗？好，我跟你说。把这些闲话假装无意地透露给1号，告诉我他的反应。明白吗？那好，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沃尔特·李普曼在谈到这位参议员的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影响时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国家处理国外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会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甚至是威尔逊在1918年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报刊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进攻的第一年都莫名的沉默，但《华盛顿邮报》步步针对他，《纽约时报》和《圣路易斯快邮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更是揪住他不放。对战斗双方冲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华盛顿邮报》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是“赫布洛克”）的一幅画。赫布洛克创造了一个新词：“麦卡锡主义”。他画了一幅画，把这几个字刻在一个装满泥浆的圆桶上，桶下是10个摇摇晃晃、溅满泥浆的水桶。

然而，麦卡锡和他卑鄙无耻的追随者们似乎总有所得。李普曼冠冕堂皇的文章与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苍白无力。麦卡锡说：“民主党派的标签现在是那些屈从于卖国贼的男男女女们的私产了，那些人佩戴的政治标签都是一个叫杜鲁门的白痴给缝上去的，已被一个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又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红色屎尿所败坏。”甚至赫布洛克的杰作也被富尔顿·刘易斯所利用，他告诉他的听众：“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麦卡锡本人也在威斯康星州的听众面前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美国主义。”

这些口号和辱骂本不该产生太大影响，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麦卡锡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虽然他的虚假面孔被一片片撕碎，将他的指控被其他参议员一点点击破，他的谎言也被层层揭开，直到他完全赤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他还咧着嘴笑），但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却有增无减，而且态度更加坚定。这种迹象毋庸置疑。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0%的民众对该参议员持“赞同的观点”，认为他在为美国做好事，29%的民众反对他，还有21%的民众不表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如此赞扬，非常震惊。而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道的记者，也发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皱巴巴的钞票和毛票。

麦卡锡将这些钱全部投资到大豆期货中，而他的共和党同事们左思右想后，也开始改变对他的态度。惠里用手搂着他结实的肩膀，威廉姆·E·詹纳请他与自己合影，霍默·弗格森把自己搜集到的颠覆分子名单与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E·蒙特则把自己的下属借给他为他服务。泰丁斯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一边，而且非常卖力。在众议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为麦卡锡最荒诞无稽的指控——“同性恋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举行听证会。麦卡锡说这明显是苏联的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员工们过同性恋的生活”。最后，共和党的最后一根柱子也倒了下来。要是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又像希斯对新政的影响那么大，对于塔夫脱来说就太难以承受了。这位正直的典范人物宣布：“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合理的。”他接着又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这架势就像麦卡锡还需要别人指点似的。

3月21日，这个魔术师的魔术口袋已经空空如也了，或者表面看是这样，但之后麦卡锡又编造出了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告诉泰丁斯的委员会，他打算说出美国“头号苏联间谍”的名字。委员会聚集起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那儿，麦卡锡却坦白承认他没什么新的东西可说。“这件事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都已经记录在案了，还有些证物。”确实如此。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蒂摩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境内，但他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务院的雇员。他只是对政府有关远东问题的事情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写了一份关于蒋介石问题的报告，其中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激怒了院外援华集团，尤其是科尔伯格。有关拉蒂摩尔的所有事情，国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尽管如此，麦卡锡仍告诉持怀疑态度的泰丁斯，拉蒂摩尔“肯定是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又说：“如果你破了此案，就将破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间谍案。”第二天早上，他将这些都告诉了媒体，不过没提拉蒂摩尔的名字。他说：“我的成败就在这个案子了。如果这次错了，我相信小组委员会对我其他的案子就不会那么认真对待了。”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里，那是一个超级间谍，“曾是希斯所在国务院间谍网的首领”。

那件事发生在星期二。周末，参议院召开记者会时，大家都在暗地里讨论拉蒂摩尔。3月26日，德鲁·皮尔逊对此写了新闻报道。而此时，麦卡锡玩起了失踪，而他的回归是为了另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指控。拉蒂摩尔在阿富汗知道麦卡锡将要回来以后立即声称，自己并不是苏联安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将飞回国内澄清这一谣传。同时，麦卡锡也声称自己被误解了。那个星期四，麦卡锡在参议院说：“关于拉蒂摩尔，我或许太过强调他是不是一个间谍这一问题。”他原本想说这个教授是“远东政策的首席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简直就是制定政策的危险人物……我相信随便一个小孩子都能回答出来谁是远东政策的设计师，他就是欧文·拉蒂摩尔。”惹得那些想从这个神秘教授身上获得更多信息的记者们哄堂大笑。

4月6日，在强弧光灯的照射下，拉蒂摩尔在委员会做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议院会议厅的人群，是自9年前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听到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拉蒂摩尔拿出蒋介石夫妇给他的个人信件，表示他们十分感激他所做的工作。泰丁斯透漏，委员会的4名议员曾研究过拉蒂摩尔的档案，并未发现任何有关他参与破坏或反动活动的证据。拉蒂摩尔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随后离开了会场。4天之后，麦卡锡引见了一位《工人日报》前任主编。此人名为路易斯·布登兹，他发誓说，在1944年的晚会上，自己的上司曾告诉自己，“将欧文·拉蒂摩尔看作共产党”。

右翼参议员们扬扬得意，大声喝彩。乔已经证实了该传言，布登兹就是拉蒂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两名保守党的记者当时明显被骗了。威廉·怀特报道，布登兹被正式告知，拉蒂摩尔是个卖国贼。阿瑟·克罗克说，许多有识之士正在改变他们对麦卡锡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太久。拉蒂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严厉地诘问布登兹所有相关事情。是的，他什么都招了：承认在联邦调查局审查他的4年里，除了欧文·拉蒂摩尔，他说了自己所知的所有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承认在1947年告诉一名国务院安全专员，拉蒂摩尔并非共产党，并在1949年年初的《柯里尔》杂志上发表文章否认他是共产党；承认欧文·拉蒂摩尔的名字在他所有关于共产党人的书里都从未出现过。那么他怎样证明现在没有说谎呢？他无力地说：“在另一本书里，他把拉蒂摩尔先生描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他退场后，贝拉·V·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这两名前共产主义分子走上证人台。多德女士把拉蒂摩尔是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嘲笑了一番，厄特利的证词比较模糊，但她断言拉蒂摩尔绝不是间谍——说到这点时，连布登兹都认为这种指控太令人吃惊了。但麦卡锡毫无悔意，他把视线转移到另一个“中国通”身上，这个人曾写过“一本书，详尽地阐释了麦卡锡对亚洲问题的亲共原因，正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清晰地阐述他对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记者提了一些问题，麦卡锡无言以对，只好承认他并未看过这本书。其实，他连书名都不知道，只是答应事后会查证。麦卡锡再一次被人驳倒，这个名字又再一次成为头版新闻。

泰丁斯的信心在慢慢减弱。无论是以智取胜，还是以勇取胜，他发觉自己作为一个娴熟的政客都有点力不从心。当他在修改一份只有已觉察麦卡锡丑恶行为的美国人才会读的报告时，公众对麦卡锡的支持正在不断增加。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也发表了由她和其他5个共和党自由派共同签署的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良心宣言》。即便如此，多数党领袖卢卡斯数了一下人数，发现参议院只有12名民主党人公开反对麦卡锡。泰丁斯在道德或作风方面都占了上风，但麦卡锡却从来不理性也不正派，他就是个政治骗子，他的骗术横扫了春季总统初选。当调查他的委员会在斟酌他的报告应该怎么写时，威利斯·史密斯正在用麦卡锡式竞选把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弗朗克·P·格雷厄姆赶下了台，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正在用第二轮麦卡锡式竞选打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正遭到曼彻斯特·博迪第三轮麦卡锡式预选的诋毁，而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准备第四轮麦卡锡式竞选，最终在大选中击败了她。

因此，这份报告还没写完，就已经遭到了质疑。最终，报告的内容与预料的相差无几，控告麦卡锡“弄虚作假、愚弄众人”，涉嫌有意说谎。麦卡锡早就知道报告会这样写，所以将这次报告冠名为“参议院的耻辱”，“为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称这次诉讼为“一场闹剧”和“一次掩饰”，是对“一名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则说共和党正在揭露“共产党的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他们“充斥着整个美国政府”。

到夏天时，乐观主义者以为看到了麦卡锡气数已尽的迹象。通讯社已经将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减少了很多，许多报纸则压根不再报道。与国外赤色分子的斗争渐渐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麦卡锡的小插曲不再吸引人了。当他手舞足蹈地举着“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揭露国务院的“三个共产党间谍”时，胡佛的驳斥也未让人感到意外。至少在这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

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将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座参议员看作反共的象征，只要共产主义还是个议题，大家就将他看作英雄。这样一来，他日益骄横起来。有人提醒他还没有回应委员会的指控，他回答说：“我不回应指控，我提出指控。”一位记者问：“你正在看的不是机密文件吗？”那位参议员啪地合上文件说：“曾经是的，但我现在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女孩儿询问道：“麦卡锡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瞥了她一眼，回敬说：“两个半月前。”

美国政府正全力调查有多少共产党员曾经在国务院任职（205个，57个，108个，40个，66个，25个，1个，还是0个？），朝鲜正部署9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攻击手无寸铁的韩国。12万朝鲜人民军由2万名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带领，他们参加了“二战”中的苏德大战，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朝鲜的12万人民军以任何军事标准来衡量都是精英力量。部队配备的是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分区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和各种类型的苏制高射炮，各种步兵武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都有。还有150辆苏联T–34型坦克，它们曾经在库尔斯克前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这些庞然大物使这支部队更加锐不可当。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专家小罗伯特·D·海纳尔上校的看法是“远东所有的武装力量里，除了苏军，这支部队可能是完成任务最好，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了”。

面对强大对手，韩国总统李承晚能动用的只有比保安队略强的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五角大楼故意削弱了李承晚这支拥有6.5万人的部队的力量。朝韩均宣称要发动进攻，准备不惜流血牺牲，统一朝鲜半岛。尽管朝鲜人民军定期巡逻时已经跨越了北纬38度，甚至有时多达1500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却是75岁的李承晚。为了挫败他野心勃勃的本性，韩国部队只配备了一些陈旧的日本九九式步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没有大于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没有无后坐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炮兵，也没有军用飞机。对于这样的疏忽，华盛顿政府是罪魁祸首，而美国国会则是从犯。杜鲁门在他1950~1951年的年度预算中，曾特别指定给韩国拨款6000万美元，国会却把它砍掉了。美国对韩国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但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韩国的政权中心汉城（今首尔），这个顾问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之外，美国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1950年6月13日，政府部门的威廉·C·福斯特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做证时说：“韩国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后，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10万名战士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用来应对来自朝鲜军事力量的任何挑战和清扫韩国各个区域内的游击队员。”在战争前夕的《时代周刊》采访中，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陆军准将威廉·L·罗伯茨，称他的部队为“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这不是事实，而这样说还是客气的。最让美国人震惊的是，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软弱无力。自从“要回家”的骚乱让战后一片混乱时，这种情况就开始了。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评价说：“美国打仗就像踢足球比赛，胜利后就离场庆祝。”然后，关于三军统一的争议又将士气糟蹋得所剩无几。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将“精简臃肿的军队”。通过将军事预算由300亿美元减至142亿美元的方法，砍掉了很多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抗苏联新型潜艇的雷达防御网和保护性设备的研发。到1950年，苏联已拥有了和美国同等数量的战斗机，军队是美国的4倍，坦克师是美国的30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团接近最强作战实力，在役军人总共只有592000人，还不到珍珠港事件时的一半。最后，驻日的美国4个集团军情况也在恶化，用威廉·F·迪安将军后来的话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支松散的军队，习惯于“与他们的日本女友鬼混，大灌啤酒，连皮鞋都让仆人来擦”。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的意图一无所知为托词而推卸责任的。朝鲜半岛不幸的分裂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8年，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后，三八线地区就纷争不断。除了各自增加巡逻队来回巡逻的次数，以及李承晚和金日成之间的互相叫板及武力威胁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醒华盛顿注意，暴力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中央情报局在报道中描述朝鲜军队在边界大量集结，并警告只有策划大规模的进攻，才能解释得通这种情况。国务卿肯定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简报，在国会委员会做证时，他就已经读到过记录在案的几则情报局电报，其中一则可以追溯到1950年3月10日，并预言“朝鲜人民军将在1950年6月进攻韩国”。更确切一点儿说，30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告诉过白宫“从军事安全立场考虑”，美国在朝鲜没有“战略利益”。当时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也许任何一个总统，只要拒绝抵制新生共产主义力量扩张，都会遭到弹劾。随后，政府机关指出朝鲜只不过是危险地之一，柏林问题一触即发，法国在中南半岛遭遇惨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正在南斯拉夫边境大规模集结。政府拥护者辩解道，我们不可能在世界各地都紧张备战。确切说来，这就是采取牵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1950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美国迎来了当年夏天的第一股热浪，在高达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的酷暑下，美国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电视屏幕的人，都跑到有空调的剧院里去了。孩子们看的是罗伯特·牛顿在电影《金银岛》里扮演的高个子约翰·西尔弗。乔伊斯·卡里著的《马嘴》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文学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的第51本小说，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整个下午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里种花消磨时光，晚饭后看着书就进入了梦乡。门外一直有鬼鬼祟祟的人影来来回回——自从麦卡锡得势后，这位国务卿收到了很多恐吓信，这让他恐惧万分，保镖全天都守在他身边。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乘坐由东京飞往美国的班机经过太平洋上空某处。刚好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飞机上，星期六下午两点，他乘坐的总统专机“独立”号穿过乌云俯冲而下进入堪萨斯州机场的跑道。两个小时前，这位总统还致力于巴尔的摩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一项有益于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现在他期待能够和弟弟维维安在周末剩余的闲暇时间里料理一下家务，并与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白宫记者们被告知不得对此进行报道，星期一之前不会安排任何需要总统参加的活动。

和往常一样，总统不在华盛顿，政府高层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W·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孩子们玩游戏。他们任何一个人都绝不会想到联合国会有新情况。自从1月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停摆。美国安理会代表华伦·奥斯汀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不在办公室，而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伙伴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则正在附近的福里斯特希尔闲逛。

那时纽约刚到下午，中西部则是中午，在遥远的三八线则是凌晨4点，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来说：“朝鲜就像一条眼镜蛇，发动了突然袭击。”

朝鲜夏季季风才刚刚开始，暴雨就倾盆而至，直泻在绿油油的稻田里以及贫瘠的灰褐色山坡上。此时，朝鲜军队的大炮——射程40英里远的重炮，接二连三地开火发射了。起先，炮击是零零星星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在等着朝鲜军队那门122毫米榴弹炮发出火焰信号，所有大炮随即会一起放出信号弹火焰，炮轰接连而至，而军官们正在研究向南部发射炮弹的炮击点，并校对射程范围。头顶上空，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越过温暖湿润的空气向着不到50英里远的汉城飞行。像中国人一样，朝鲜人仍用军号通报传令，一听到军号声，步兵就会越过边境扑向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尽管天色漆黑，又下着大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胡乱摸索的混乱场面，但朝鲜人民军大将崔庸健竟然成功地将9万名士兵带领到韩国，没出现任何堵塞现象。海陆部队乘着中国式平底帆船和舢板在韩国边境线以南登陆上岸。被一阵喧闹声吵醒后，韩国人摸索着穿上自己的衣服。几个小时内，他们就将匆忙上路，逃离漫天遍地的轰鸣声。其中一些人的下半生都将流离失所，四处避难。

6个小时后，正值美国东部夏令时间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为在华盛顿听到这则消息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合众社驻朝通讯记者断断续续发来新闻快报，称朝鲜军队正沿着三八线进行猛烈攻击。冈萨雷斯询问国务院是否听说了这个消息，康纳斯说他也不太了解，但他会立刻想办法确认。挂了电话，他就试着给美国驻汉城大使通电话，但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电话无法接通。星期日早上，所有海外电话线路都是关闭的。康纳斯匆匆赶到新国务院大楼位于C街的入口处，但在紧急电话线路集合在一起恢复使用之前，部门联络中心收到了一份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J·穆乔发来的电报，发电时间为上午9点26分，电报里写道：

今晨，朝鲜军队兵分几路向韩国进军。从本次袭击的性质以及发起方式看，这是对韩国的全面进攻。

迪安·腊斯克和联合国事务部助理国务卿希克森被火速召集。晚上10点，希克森叫醒了艾奇逊。希克森提议明早召开联合国理事会特别会议，要求朝韩双方停火。他补充道，既然华伦·奥斯汀在佛蒙特州，欧内斯特·格罗斯就应该在纽约率先带头做决定。艾奇逊对此表示同意，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集理事会人员，并拿起那部白色专线电话接听了由白宫打来的电话。

杜鲁门一家在独立城北特拉华街的家中，刚用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在书房坐了一会儿，已开始打盹儿，因为快到他睡觉的时间了。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艾奇逊的电话，只听他一开口便道：“总统先生，我有重要消息向你汇报，朝鲜已攻入韩国……”才讲几句话，总统就表示要立即乘飞机回来，但艾奇逊劝他还是先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要调动联合国力量，使其行动起来以外，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更多情报，并表示他会在明晨再给总统打一次电话。总统问他现在自己有什么能做的，艾奇逊回答：有。实际上他是能够做点儿事情的。路易斯·约翰逊非要限制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进行的交流，此举真是荒谬。他想直接与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联系。杜鲁门说，好了，就这样办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开始凝聚美国人的积极性，自己掌握美国的行动权。在他看来，此时此刻，比战场更重要的行动主场是位于纽约的成功湖。

当希克逊电话告知特里格夫·赖伊时，他说道：“天哪，杰克，这是在公开对抗联合国啊！”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朝韩是受联合国守护监管的，而美国只是在韩国代表着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世界三大巨头英、美、苏曾一致商定，朝鲜半岛的未来将在共同监管下根据选举进行决定，而后苏联却变卦了，拒绝让联合国专员越过三八线以北。在艾奇逊的指导下，其下属参谋拟定了一份安理会决议，决议称朝鲜军队对韩国的军事武装袭击破坏了和平，应当立即停火交战。由于苏联对安理会的联合抵制仍在进行中，该决议也就以9：0的票数通过了。

星期日上午，从穆乔那儿收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一支朝鲜坦克部队驶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势如破竹。艾奇逊总结说：“韩国的武器远远比不上朝鲜”。12点35分，他打电话到独立城，请求总统返城。上飞机前，杜鲁门与记者交流了几句：“不要危言耸听。这次也许情况紧急，但我希望情况没那么糟。在我掌握所有情况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布莱尔国宾馆，杜鲁门立即召集所有外交和军事顾问围坐在一张红木餐桌前召开紧急会议。他当场做出三项决定：通知麦卡锡调配所有可用的飞机和船舰接回在朝鲜的美国人，必要时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为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防朝鲜进攻韩国只是声东击西，其真实目的是进攻中国台湾。如果毛泽东在那里追击蒋介石是在一年前的话，美国可能会置之不理。但是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允许美国保持中立。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那是黑暗的一天。艾奇逊评价说：“那天，从朝鲜连续传来局势日趋严峻的消息。”朝鲜人民军不顾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兵分6路包围李承晚的首都汉城。李承晚政府已经向南方迁移，路上都是惊慌失措的行人。韩国士兵还在溃逃，他们本来还要死守春川，但是第一辆T–34型坦克到来时，就溃不成军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转着办公室的大地球仪，手指着朝鲜说：“这里是远东地区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表现强硬，坚决攻下来，就不用考虑下一步了。”张博士觉得他没有解决问题，含泪离去。晚上9点，杜鲁门在布莱尔国宾馆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战时内阁”（现在他是这样称呼这些会议成员的）听到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认为这给了美国一次极大的机会，他们不需要担心苏联会投否决票了。考虑到这一点，总统同意了一项新安理会决议，呼吁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合力将朝鲜人赶回去。很明显，出力最多的将是美国，杜鲁门总统也很乐意帮这个忙。在征得顾问们的同意后，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带领海军和空军部队向三八线以南的韩国防御士兵给予直接战略支持。同时，在艾奇逊的催促下，总统也加大了对在中南半岛作战的法国军队的支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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