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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第2页）

苏联人知道了。5月12日，封锁已经解除，空运行动成为历史。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从1948年年初开始局部“小封锁”的那几个星期算起，封锁持续了15个月，在此期间，美国及其盟友的飞行班次多达277264次，运送了2343315吨食物、燃料、药品和衣物，平均每个柏林人获得了一吨的物资。这一壮举成为佳话，美国飞行员创造的奇迹弥补了幼稚的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的粗鲁行为。丘吉尔郑重地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全世界，但它确实拯救了中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空运行动也许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但它确实是美国最好的一面，担得起海军工程营和空军的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马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花点儿时间也能完成。”并且做得漂亮，做得仗义。

美国政府慷慨大方，飞行员也如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荣耀，一半归功于“补给行动”，另一半归于卡尔·S·霍尔沃森中尉发起的“小补给行动”。在出入坦佩尔霍夫机场途中，他将一袋袋绑在降落伞上的糖果投给在底下围观的柏林儿童。这种做法很快流传开来，所有的飞行员开始效仿。1948年12月，他们开展了“圣诞老人行动”。成千上万个挂着礼物的迷你降落伞日日夜夜从空中飘下，它们来自那些从头顶呼啸而过的隐身“朋友”，送给年龄太小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封锁的柏林孩子。每件玩具、每个娃娃以及每块糖果都是机组人员自掏腰包买的。

从这件事及其他事情中，欧洲人开始对美国的国民性格产生好奇。美国人拥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丰富的技术知识，他们务实，轻理论重实践。稍不幸的是，他们市侩。麦克阿瑟将军曾代表他的同胞发表讲话，他充满优越感地对一位来访者说：“回去读一读柏拉图对乌托邦的展望，再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让人惊叹啊……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中，这些老家伙居然拥有这么高尚的理想，这么熠熠生辉的智慧！”对于和麦克阿瑟看法相同的大部分美国人而言，直接探究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精巧复杂的苏格拉底式论证更加重要。

即使美国人穿着便服，欧洲人也能在他们开口前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餐桌礼仪、服装剪裁、不拘礼节以及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部相机。同样还有他们的言谈举止。“征服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到美国士兵时说，“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征服这个概念。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了地球上的这块区域。”战前住在慕尼黑时，塞瓦赖德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目。他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人如美国人一般闲庭信步。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矮小、扭捏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自如转动。”有些人把这叫作傲慢无礼，有的人则称之为自信满满。当然，这难以确切描述，却真实存在。另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一副主人的样子；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昂首阔步，根本不管谁是主人。”

过去，好莱坞让欧洲人看到的美国人的形象，仿佛都被嘉年华里的哈哈镜扭曲了。现在，他们关于美国人的印象则来自想家的美国士兵，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国游客。印象并没有改善多少。外国游客通常代表的是特权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通常会讲多国语言。但由于美国生活水平极高，各阶层的公民都可以远渡重洋观光，他们拖家带口，妻子吵吵嚷嚷，孩子的叫声更如魔音穿墙。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其后代回到祖辈的故乡，给美国增添光彩，但也损坏了美国的名声。

美国流行文化水平（略低于奥威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底层”），使得欧洲人担心整个世界美国化。美国人从大西洋的另一边蜂拥而至，游客、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管理员、红十字会的女职员、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台口餐厅的女服务生和商业人士（仅在巴黎就有5000人）在海关处分别抢滩登陆，之后散入内陆地区，人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富布赖特项目和史密斯–蒙特计划每年会将4万名学生送到美国学习。欧洲人开始互相议论这些人将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蕾琴这些普通的法德青年男女又会在大洋彼岸学到什么。

1945年，一把闪亮的新式美国电椅取代了法国传统派挚爱的断头台，法国人大为光火。这种变化多少具有象征意义。（美国人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有不同的理由。）圣诞节原是穿着五彩缤纷的本地舞者在公共场合大放异彩的时候，现在，欧洲人成了美国圣诞歌曲的“俘虏”，他们听着人类有史以来传唱范围最广的声音——平·克劳斯贝低声吟唱《白色圣诞》（截至战胜日本当日，共卖出了170万张）、《平安夜》（卖出了150万张）和《不要困住我》（卖出了125万张）。农民们世世代代都自豪于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意识到，自己的同胞正靠“美国中西部”（号称‘世界的粮仓’）喂养，那些被精选的葡萄酿制出的上等美酒养刁了胃口的人，居然改喝起一种廉价的棕色液体“可口可乐”——尽人皆知的“可乐”。20世纪40年代末，每天要售出5000万瓶，将这些液体倒在一起足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法国人发起了反击。虽然法国还没有从空运行动中恢复过来，但巴黎的国民议会还是以366票对202票通过了一条限令：“禁止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殖民地进口、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

与英国漫长统治时期“约翰牛”的不受欢迎一样，人们对所谓“美国化”的憎恶也迅速蔓延，这是在所难免的。在欧洲人看来，大西洋对岸的这个庞然大物，是依靠一种新的经济帝国主义崛起的，这比老牌的帝国主义更让他们感到有损尊严。有同感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英国市场营销协会每年派出50名行政管理人员到哈佛商学院学习，并且由英国王室承担费用，他们作何感想？当罗马人得知，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技术调整”，里拉又贬值了，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当在比利时经营独立加油站的商人发现，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卖出的多，会作何感想？当任何一个欧洲人得知，在美国商务部眼里，洛桑只是联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海外总部，苏黎世是美国谷物产品提炼公司的海外大本营，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分别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欧洲总部所在地，他们又会怎么想？

然而，除了这些商业巨头重拳出击取得的可喜成果之外，似乎美国把它最优秀的人才和最费心的行动都白白浪费了。美国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国援款，大使馆却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考虑安装防弹玻璃，这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接受赠款时动作倒是迅速，但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那些人就公开表示对美元的鄙视。正是在杜鲁门时代，一位在欧洲颇有威望但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嫩伯格也恼怒地写道：

美国人作为先驱者的传统由来已久，先征服了北美洲大陆，又控制并驾驭了无线电波，他们完全有权感到骄傲自豪。美国人有权以自己的民族理想和独特的处事手段为傲，开始时不惧艰险、披荆斩棘，最终十分安逸舒适。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我们豪爽大方又热情好客，我们生机勃勃又警惕小心。贫苦无助的人走投无路，却能在美国前途无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一些人对欧洲的批评展开回击。《时代周刊》在某一期中将法国称为妓女，令人难忘。（在法国国民大会中又一次引起骚乱。）毫无疑问，如果总统在预算中砍掉所有外国援助，他的国内威望将有所提升，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做法。甚至连参议员塔夫脱也明白，想要回到孤立主义已不可能，国内压力再也不是美国总统关注的唯一因素。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相比战前已缩小不少，理解别国的希望和抱负成为保证本国安全的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方面，哈里·杜鲁门将他担任总统早期几星期制定的所有条条框框置之脑后。虽然缺乏高明的治国才能，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和美国人特有的机敏弥补不足。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后，它的政策明显经过了集中讨论和指导，在本国历史上新颖别致，显示出一种理念和魄力的深度和广度。”当时，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的话说，美国在国际危机最严重的黑暗时期里取得的胜利，使盟国安心，使敌国挫败。美国总统成长为一位强大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在柏林空运行动之前的整个春天，共和党人数着日子，心中的喜悦与日俱增。距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首次让他们坐上冷板凳，已过去了16年。他们继续轻视“那个家伙”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有成千上万共和党人反对他。但他们相信，他的妖法已与之俱灭，他们不用再惧怕他那邪恶的笑容、疯子似的笑声、斜叼着香烟的样子和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

替代罗斯福的是一位谦逊的政客，看起来只会虚张声势。杜鲁门与罗斯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杜鲁门中等身材，戴一副普通的眼镜，语调平平，嗓门高，没有他的贵族前任所具有的预科学校毕业那种文化人的口音特征。他们认为，是罗斯福个人向其所有政纲中注入了生机活力，显而易见，它们必然能在下个4年一次的公民投票中废止，就像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一样。那一天将是11月2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将轻而易举。顶着一头秀丽金发的康涅狄格州女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称“杜鲁门已经完蛋了”。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以横扫千军之势赢得了所有席位以来，每次民意测验和每个政治专家的访问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杜鲁门竞选总统，他注定会失败。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急剧下降到36%。如果他参加竞选，他竞选不过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或范登堡中的任何一位。

约瑟夫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对其读者说：“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将被迫展开近代历史上最孤立无缘的竞选活动。”甚至总统本人也忧心忡忡。1947年秋，他再次向在波茨坦的艾森豪威尔试探。杜鲁门请陆军部长肯尼斯·C·罗亚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他很乐意担任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则请罗亚尔代他向总统表示衷心感谢，而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认为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会使自己竞选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连任竞选方案。其中，克利福德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他善待农民，他降服了约翰·L·刘易斯，犹太人欣喜于他是一位热心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黑人欣喜于他下令任命了一批黑人军官。他使三军团结起来，否决危害劳工利益的法案，提议开展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以及将老年人医疗保险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国会山上的塔夫脱、威利、米利金、布里格斯、裘·马丁和查理·哈勒克等共和党保守派所拒绝讨论的。克利福德认为针对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总统应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参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并没有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从未考虑过要退出竞选。但实际上，似乎直到1948年3月1日，他都还在犹豫。当时他在基韦斯特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忙于外交事务及其他状况，还没有时间考虑任何总统竞选活动”。在之后的一星期里，产联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候选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点使杜鲁门相信他有获胜的机会。3月9日，他致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J·霍华德·麦格拉思：“嗯，霍华德，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干吧。”麦格拉思很困惑（他并没有要求杜鲁门再次参选，只是要求他做出决定），但走到外面的大厅，他鼓起勇气对白宫记者团宣布：“总统已授权我发表以下声明，如果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将接受并参与竞选。”杜鲁门终于开始竞选了。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立即要求他退出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布朗克斯区领袖爱德·弗林拒绝与总统在纽约同台演讲，一个体格魁梧的总统助手硬将他从车里拖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出总统应该辞职，好让共和党人马上接任以恢复国民信心。斯特罗姆·瑟蒙德带领的一个6人代表团，团员都是南方各州的州长，因杜鲁门政府的种族融合举措而心生嫌隙，准备退出民主党转而支持一位南方的候选人。如此一来，这次竞选就有4个党参加，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麦格拉思不得不取消一次在曼哈顿举行的民主党赞助大会——只有三个人肯出席。他在洛杉矶的一次集会上提到杜鲁门时被嘘声打断。情绪激动的质问者由詹姆斯·罗斯福和其他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带头，他们的附和者众多。在这些发誓要推翻杜鲁门的人群里，有詹姆斯的兄弟艾略特、里奥·汉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领袖杰克·阿维宣称他不再支持杜鲁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想出一个被《时代周刊》称作“别出心裁的主意”。这个主意让人惊叹，怎么之前都没有想到呢，他们可以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候选人呀！

1948年民主党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完全是一场高雅喜剧。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两次拒绝了总统的这一提议，也没有意识到他是自视保守的共和党人——甚至杜鲁门也不知道。艾克可能出任民主党领袖的光明前景使上段列出的反对杜鲁门的人全部臣服，再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黑皮·钱德勒、乔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市长爱德华·J·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李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

最后那滑稽又令人难以原谅的行为是，华盛顿州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居然给白宫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出任民主党候选人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艾克或者死”运动非常受欢迎，只要艾森豪威尔还会改变主意，哪怕希望再渺茫，杜鲁门都不可能得到党内提名。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和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由此，该党的广大成员才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民主党代表们情绪消沉，他们坚信会在11月遭受失败，为了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减少损失，他们请求先在费城大会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共和党将用过的装饰物留在原地。显贵的行为理应高尚，共和党大方应允。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感激，简直称得上卑躬屈膝。他们已经在节省开支，好为1952年的竞选抢占先机。也许，那时艾森豪威尔会愿意领导他们。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团队正忙于重塑克利福德所谓总统的“肖像”（“形象”一词还没有普及）。总统看不起那些拉拢群众的手段，他将之称作“耍花招”。但是一想到要攻击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就激起了他的战斗本能。这个宏伟的战略方案的第一招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一份受到民众欢迎但塔夫脱及其同僚肯定会搁置的议案。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杜鲁门接二连三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由联邦政府兴建住房、向中国提供援助、延长战时管制条例、修建高速公路和延长互惠贸易法案的期限，这一切都注定成为11月的争论焦点。

若民意测验的数据可信，杜鲁门的前景在4月显得最为灰暗。但正是那时，杜鲁门的竞选团队突然灵光闪现，克利福德、乔治·M·埃尔西和查尔斯·S·墨菲三人都不记得究竟是谁想出的妙计，可见当时的混乱程度。他们皆知总统从未学会一板一眼地念讲稿，他总是低着头看稿子，语气呆板，也不知道哪里应该强调，往往错过该停下来等待掌声的时刻。然而，在即兴演讲中，他却讲得绘声绘色，收效良好。因此，有人提出何不说服他在大型集会上即兴发言呢。杜鲁门喜欢这个想法，4月17日，他先面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念了一篇准备好的文稿，然后临场发挥讲了半小时的美苏关系。这场演讲使人震惊，也振奋人心。结束时，编辑们为他欢呼喝彩，互相交流意见，都认为他讲得很好。之后，他又发表了4场即兴演讲，推向最高潮的是他于5月14日在五月花酒店当着1000名年轻的民主党人进行的政治演讲。演讲最后，他说：“我想对你们说，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宫的主人将是一位民主党人，而你们正看着这个人。”所有人起立鼓掌。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称其为“新杜鲁门式”的“战斗”宣言。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竞选方式，杜鲁门对此表示满意，他和团队决定开展一场横贯美国的竞选宣传。

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困难，而且看起来难以解决。民主党为此次竞选筹措的专用资金几乎用完了。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民主党人注定捉襟见肘，认为杜鲁门能赢得大选的资本家寥寥无几。4月，他们甚至就开始考虑削减开支，而在五月花酒店的晚宴后，竞选团队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让杜鲁门将他每年3万美元的旅行津贴拿出来，乘火车周游美国，宣传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成就，并就他与国会的问题说几句话呢？

居然沦落到要这样做，说明情况确实对杜鲁门相当不利。当然，寻求连任的历届总统通常不得不乘车到美国各地为纪念碑揭幕或为桥梁通车剪彩，以此自我宣传。这种短途旅行通常被视为合法使用纳税人的钱，因为其目的在表面上看来往往是无党派利益的。但这次公费旅行却是另一回事。杜鲁门从一开始就严正声明，他打算将每一分钟都用在与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国会口诛笔伐上。而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所言，说这种做法是“非政治性的”就如同说“彭德格斯特集团”是“非政治性的”。毫无疑问，若不是杜鲁门的竞选毫无希望，若不是这次巡回演讲从远处看起来会彻底失败，里斯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话题的。

6月3日晚上11点5分，在国会因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的两星期，由16节车厢组成的总统专列悄悄开出华盛顿联合车站，向西驶去。虽然杜鲁门总是坐飞机在城市之间穿梭，但人们还是希望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们能够乘火车出行。火车的最后一节便是奢华的“斐迪南·麦哲伦”号装甲车厢，是美国铁路协会专为罗斯福制造的。该车厢的墙壁用胡桃木制成，车厢里能够与华盛顿时刻保持无线电联系，最醒目的特征是后部有一个超大型平台，顶部有条纹顶棚，并配有公共广播系统。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后来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它却成了竞选表演最出彩的舞台。

然而，人们记住的通常是发生在这个舞台上那些小小的不幸。有些民主党人以为杜鲁门同意了说服艾森豪威尔参选，所以带着自制的标语牌出来欢迎他，上面写着：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试图登上“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却被赶下去了。他气愤地对记者说：“我坚信他不会当选，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可取之处。他似乎更喜欢那些所谓的朋友，而不是为民主党干实事和捐款的人。”在另一个地方，杜鲁门所谓的朋友是一位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一次演讲会，但他却以为这是第35师的聚会，因此将其他人挡在门外。结果，总统发表演讲时，本来可以容纳1万人的礼堂里只有稀稀拉拉约1000名听众。摄影师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站在后排高处不停拍摄，照片全是总统对着大片空位演讲的情景。这些照片暗示，真的没有一个人对总统的演讲内容感兴趣，《时代周刊》则评价他的演讲“越来越有娱乐价值”。

至少有两次，他都是穿着睡衣和浴袍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知道他们通知说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但很抱歉我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不过我认为你们也许想见见我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我没穿好衣服的情况下。”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市，一个女孩盯着他的蓝色睡袍问他是否感冒了。他摇摇头，而她坚称：“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感冒了。”他眨眨眼睛，回答：“那是因为我乘火车四处演讲，嘴里进了风。”事实确实如此。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像往常一样先向听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老板”）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是我老板的老板”），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约瑟夫·斯大林），他是个好人。但他受政治局操控，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美国东部的卢斯夫人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她欣喜于民主党终于含蓄承认喜欢老约，恶毒地说：“好老约啊！他们当然喜欢他呀！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中国东北、千岛群岛、中国华北都给了他吗？不是让他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建立了联合政府吗？”

在华盛顿，哈勒克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糟的总统名垂青史。而俄亥俄州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杰则说，他是头“密苏里州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漏了嘴。本来倒不是什么大事。在对费城联盟俱乐部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美国各个铁路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的行为表示遗憾。他发明了“铁路小站”这个新词，而在共和党人看来，这个词颇为不妙。民主党总部发电报给杜鲁门的火车所经过的所有乡镇和城市的最高领导，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对这种诋毁非常愤慨，杜鲁门便愉快地把他们的回复发给媒体。在洛杉矶，看到等待自己到来的长龙后，总统咧嘴笑道：“这是规模最大的铁路小站吧！”

6月18日，杜鲁门返回华盛顿。他离开了两星期，行程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演讲。多数情况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建议，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旅行快结束时，他感到群众和自己的情绪无形中已经相互交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一届国会选出来后，“也许这个新国会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富人的利益”。抬头看着他的人们含糊不清地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市，一个伐木工突然大声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马上喊回去：“我会的，我会的！”在斯波坎市，有人问：“向塔夫脱扔点儿鸡蛋怎么样？”杜鲁门回答说：“我不会向塔夫脱扔新鲜鸡蛋的！”他大声疾呼：“你们已经选出了史上最糟糕的国会。如果选举时再让共和党在国会里占优势，那你们就是最大的笨蛋，比我想象的还要笨！”听众大声喊叫起来，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哈里，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他赶忙狂放地回答：“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毋庸置疑，塔夫脱说得很对，这种做法有失身份，非常卑鄙。这种先例给未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而且对范登堡等共和党人也不公平。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巴尔干半岛上的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行动。但他单枪匹马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的精彩表演确实震撼人心。白宫的记者们就这样认为，他们不时对身处首都的妻子说，总统的表现太抢眼了，他们甚至忘记了他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

费城的政府高级官员花费了65万美元整治市容，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新闻报》一名编辑命名的“迪克西党”（美国南部民主党），将在昔日的邦联圣地上召开大会。他们对这座东部城市相当满意，因为那里的大西洋海滨是同轴电缆实况转播能够覆盖到的最远的地方。演讲者都明白这一点，虽然爱德华·R·默罗和其他知名评论员都还坚持用无线电广播，但在美国东部，已有大批观众可以通过约40万台小型电视机收看在费城大会堂里的演讲了。在当时，这已算是了不起了。

1948年，新闻记者们只需花12美元就能租到带浴室的房间，却还埋怨通货膨胀。那时，他们认为旅馆里的杂务可以低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试图改善有色人种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纲领委员会在仔细研究了民权内容之后，心安理得地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该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仍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中的恳求半信半疑。南方各州的议员们继续禁止旨在废除人头税的法案，而南方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对绞刑架的恐惧中。1947年有人曾动用过一次私刑，而各党召开代表大会的这年，私刑又出现了两次。

当时共和党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E·杜威、哈罗德·史塔生（“划着双桨，乘风破浪，哈罗德·史塔生是最棒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要干活，叫鲍勃”和“领航掌舵，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W·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也出席了大会，但他们当时都还是小角色。史塔生参加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会时，麦卡锡只是支持史塔生的代表，而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但他地位低微，根本不够资格入选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只能旁听。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斯坦森鼓吹采取措施放逐共产党人，参加俄勒冈州初选会的选民认为这荒唐至极。但大会主要发言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左”倾）清查出来并驱逐出去。”

1月15日，杜威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他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为宣布的这个决定。之后，他虽然摔了不少跟头，但依然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他总是把粗鄙琐事留给他人处理，解释是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重大问题。而事实上，他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衣着修饰上。他那整整齐齐的短胡须和一板一眼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启斯东电影公司电影里的笨警察或是结婚蛋糕上的小人。在初选会期间，摄影师们曾说服他戴上一顶容积足有10加仑的高大帽子，以及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片显得荒谬可笑，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于他那不温不火的态度，有人恶毒而不公正地说：“你了解透了汤姆·杜威，就会讨厌他。”

那年春天，史塔生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又偶然又不幸。杜威身高5英尺8英寸，史塔生则高达6英尺3英寸，他们在初选会的休息时间站在一起拍照时，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儿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杜威终于穿上了一双增高鞋。然而，以前那种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尤其让杜威恼怒的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初选会上大获成功。在威斯康星州，人们原以为麦克阿瑟会获胜，因为这位将军的拥护者资金充裕，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注定是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斗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版预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望。”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在大会中仅赢得8票。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件事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只需评论员们一致预言失败。”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们也会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赢得胜利，但他却未获得共和党普遍认可。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全国范围的共和党人还是更喜欢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巨人，史塔生和杜威的支持率分别是37%和24%。这些民意测验数据值得杜威的更多关注。前一年夏天，每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想选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支持率下滑得如此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罗斯福领导之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美国的多数党。被提名为候选人以后，杜威本应重拳出击。然而接受提名时，他的讲演让代表们昏昏欲睡：“我们所追求的团结，不只体现在物质方面具体的事情和措施上，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我们的问题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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