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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第二十二章（第3页）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有所言，亦只是轻声细语的三两句话。及至吃过主菜白汁鳟鱼，黎元洪开口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阁虚悬，”他看着右首的颜惠庆说，“曹仲珊那面希望颜骏人兄出来，我非常欢迎；关于副署的问题——”

“副署不成问题。”颜惠庆抢着说道，“不过，我实在无法担任，原因不必细说，大总统一定能谅解的。”

保派提名颜惠庆，是打算着让他来摄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既不肯交权，颜惠庆便不肯贸然“承乏”。这个难言之隐，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转移目标了。

“少川兄，”黎元洪说，“英年俊发，一定肯来担当的！”

“不敢，不敢！”顾维钧指着孙宝琦说，“孙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孙慕老才弹压得住。”

“慕老，”黎元洪转脸问说，“如何？”

孙宝琦摇一摇手，打着杭州乡话说：“没弄头、没弄头！”

“没弄头”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坚决，黎元洪没有勇气劝驾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决？”黎元洪说，“我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没有问题，可是不愿做徐东海第二，让人糊里糊涂撵走。我是依法而来，还得依法而去。”

对于黎元洪的牢骚，所得的反应，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汤漪看不过去，起而发言，认为国会应对大总统的任期做出明确的解决。目前“公民团”及军警索薪团的行动，国会应该出面干预。他说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释，谁知站不起来，低头一看，才发觉纺绸大褂的下摆，为邻座的吴景濂压在双股之下，显然，是有意劝阻他说话的表示。

一场盛宴，在萧索的气氛中结束，两瓶香槟，原封不动。等客人告辞，黎元洪又召集智囊会议，决定了一个大原则，人可以走，权不能变。李根源的态度更为激昂，主张展开反击，方法是“开搅”。但以主张观望的人占多数，便决定再看一看，局势可有好转的迹象。

而迹象是反面的，包围的“公民”更多、更嚣张。冯玉祥、王怀庆提出辞呈。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冯、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陆军第十一师——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全体宣布辞职。

见此光景，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副使吴佩孚，除了说明情势愈益恶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组内阁，准张绍曾辞职，内阁总辞，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准辞。派留任的农商总长李根源兼任国务总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大有不惜与直系干戈相见之势。不过，兵在哪里还不知道。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在明朝，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万历末年，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军费支出浩繁，都在田赋上动脑筋“加派”。到了崇祯年间，“加派”比正税超过几倍，谁有田谁倒霉，因此用拆字格咏“田”字的打油诗，道是“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地方情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因此，清朝对苛扰农民，足以亡国，引以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颁一道上谕：永不加赋。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后各朝，都能恪守祖训。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军费都出自国库，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