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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王充与批判的精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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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西历27）。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西历86），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西历88），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

《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西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缺《招致篇》），他老年时又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西历27至100）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

西汉末年最特别的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径，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

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西历6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西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殿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

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

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也来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

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

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雀、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902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札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

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

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

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谶讳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亦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

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

光武末年（西历57），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西历五八至七五）、章帝（西历76至88）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讳之书布满天下。

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说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

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

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

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

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西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西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

从永平五年到元和二年，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的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

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西历101，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206），尽太初元年（前104），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西历24），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西历25），尽永元元年（西历89），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验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的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的邈茫无稽的。

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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