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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秘史探究(第6页)

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耳为什么不翼而飞?这里有这样的传说:1939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时局的混乱,加剧了盗墓风气的盛行,身居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村民自然不会忘记身居殷墟之旁这块风水宝地,村民们开始有组织地在夜间盗掘古墓。3月的某个深夜,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处,随着村民的铁锹“仓啷”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冠、国之重宝——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了。村民们忙碌了一夜,但因为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他们不甘心整夜提心吊胆地忙碌无功而返,于是一个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事后他们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后来,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人闻知此事,想花重金购买都没有得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被用专车运抵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但当年被盗墓的村民偷偷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这也成为司母戊大方鼎的永远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就是后来补铸上去的。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司母戊大方鼎又被运到北京展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司母戊鼎整个总重875千克,高达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为此鼎大得足够做马槽,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槽鼎”。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鼎身各处皆有饰纹,而且各部分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的长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鼎耳侧是鱼纹纹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很有特色,在三道弦纹之上各饰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关于鼎身腹内的“司母戊”铭文也存在着种种猜测,据此,也产生了一些对司母戊大方鼎属商朝哪个时期的种种说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这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解释。其中的“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第二种观点认为,“司母戊”是一个氏族的名称;第三种观点则把“司”释为祠,“祠”则是祭祀的意思。后来还有把“司”解释作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根据最早的推测,“母戊”一般被认为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铸鼎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批癸,而武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乙的配偶。据此,则大鼎为殷墟晚期的器物(陈梦家:《殷代铜器》,见《考古学报》)。还有一种意见称,“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配偶或祖甲的配偶。因此铸鼎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

司母戊大方鼎最为神秘也最难让人猜测的是它是如何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表明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标志着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出现第一个高峰。但是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据推测,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过程是这样的。在商代,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趣称它为“将军盔”。据科学估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千克。假使铸造一个中小型的铜器,只需用一个坩埚就可以了。但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意味着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如此浩大的工程该如何施工呢?有人认为勤劳智慧的奴隶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铸好的各个部分合铸在一起。经过奴隶们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终于铸成了司母戊鼎。但这种猜测没有得到相关科技的论证。直到今天,在发达的科技面前,都没有人能再现铸鼎的情况。

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因此它的价值更高,而围绕它的种种迷雾也增添了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司母戊大方鼎之谜的解开,有待考古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

《春秋》是流传下来的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人们谈论《春秋》时,往往提到孔子。但《春秋》到底是不是孔子所作?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孔子所作。它最早由孟子提出来。孟子认为,春秋时社会动荡,各种邪说暴行屡屡出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现代学者指出,孔子之所以作《春秋》,一是因内乱,一是因外患。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王室的政治权力,同时达到“尊王攘夷”的目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不是孔子所作,不过是由孔子整理而成。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为了能更好地讲学,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六种教本。孔子对它们的内容虽有删节,但态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此说法,孔子是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略加修改,编写成一部简要的史书。《春秋》中的一些字句都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写法,并非孔子的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根本没有著作或删订《春秋》。“五四”以后,钱玄同主张此说。他认为,“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并没有孔子改动的痕迹。《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只不过在长期转写、流传中,难免会有改动。他们又举出《论语》作为例子,说《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的最多,但对于《春秋》却一字未提;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国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改编。有的学者则根据《春秋》记载孔子生年和卒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写出自己的卒年。孔子只是曾经把《春秋》作为教材而已。经孔子一用,《春秋》便逐渐流传到了民间,然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春秋》不是一时而成或出于一人,而是由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陆续编纂而成,从而出现了一些前后风格、笔调不太一致的地方。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谁也不能彻底说服谁,遂成文史上的又一桩公案。但不论《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都不会削弱孔子作为文化伟人的地位和《春秋》作为古籍的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诗经》是否为孔子所编?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诗》的作者,说法最多的是被后世尊为“孔圣人”的孔子,“孔子删诗”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传说据今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战乱、群雄割据,各个国家之间天天都上演着硝烟纷飞、刀兵相见的场面,孔子正生活在那个时期,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信仰,他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带着诸多弟子周游列国。目睹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后,他转而从事《诗》、《书》、《礼》、《乐》等六经的整理工作,将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传说那时礼崩乐坏,人们谈诗的风气早就很少了,但孔子却十分重视《诗》的言志和交谈两种用处,认为《诗》是贵族阶层必不可少的教育科目,但当时流传的诗大部分是“王官采诗”。“采诗”是指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季节到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但这些诗有好有坏,甚至有造反和淫乐的成分,为此,孔子把三千多篇古诗做了大量的删削,只留下305篇。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强调“诵诗”要“使之四方”而能“专对”。孔子不但要求弟子学《诗》,还要求于此两方面能够熟练运用。

先秦时人们把孔子删过的诗集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儒家将其奉为经典,称为《诗经》,沿用至今。《诗经》收入了305篇诗;另有6篇只存题目而无内容,叫作“笙诗”。这样实际存在着311个题目,305篇诗。这些诗歌分为三部分:风诗160首,雅诗105首,颂诗40首。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里面记录了两千余年前中华民族古老的祖先们在黄河两岸用质朴的声音吟唱着的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中间包含了对生活劳动中种种愉悦和磨难的感受,还有追求爱情时的各种纯朴大胆而真实的心声。这些诗大多感情真挚、强烈、质朴、健康。

关于“孔子删诗”的事,孔子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自卫返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自从我由卫国回到鲁国后,诗中的类别雅颂才得到分类归位)。在众多文献中也都有记载,在《史记》中记载得最为完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后世许多文献也都是从这点演化来的。

但是后代一直有人怀疑是否真有孔子删诗的事。《左传》中记载有人在孔子还不到10岁时就已看到了定型的《诗经》。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就算是像《史记》中说的那样,孔子删诗前有很多诗,但从书中引用的诗来看还是删去的少,《史记》中说去了十分之九,恐怕还是不太可能。宋代的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信传说去。”清朝的崔述也说根据《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书的考证,孔子后散失的诗还没有十分之一,所以“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之事”。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与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子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做多大的改变。

这些怀疑到近代的古史辩运动时达到了极端,钱玄同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钱玄同在1923年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钱玄同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学的地位。古史辩运动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可以说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学术、政治的核心部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经”的最后一击。但疑古学派“非圣无法”、“荒经蔑古”虽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但却又在疑古过程中产生怀疑过头的倾向。但钱玄同的看法也可以作为对“孔子删诗”的又一挑战。

总之,《诗经》编者是谁直接关系着《诗经》在整个儒学系统中的定位问题和渊源问题,因此有待后世的进一步解答。

左丘明有没有著《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共有21卷,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事。这部书以记述人物的言论、对话为主,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越语》)、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齐语》)等等,一代一代被后人传诵。《国语》不仅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其生动、幽默的语言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是各位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也说,左丘明在写完《左传》之后,“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三国时吴人韦昭在为《国语》作注释时,在序文中也认为左丘明作《国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持有同样的见解,认为“《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史通·六家》)。但在刘知几之后的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首先提出了相反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二篇,否定左丘明为《国语》作者。从此,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郑樵,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氏作《国语》的传说产生了怀疑。

在现代学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依然存在。徐中舒认为:《左传》、《国语》“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见《〈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张孟伦认为:“《国语》是左氏编纂的。司马迁不但用它做过《史记》的资料,而且在《自序》里说过‘左氏失明,厥有《国语》’。这就不但告诉了我们《国语》是左丘明编纂的,而且是他失明后‘发愤之所作为’的,我们也就不必再有什么怀疑了。”他又说:“汉、魏各学者钻研《国语》,又做过精密注释工作,都没有怀疑《国语》是出自左氏的;宋儒宋庠作《国语补音》,也以为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见《中国史学史》上册)李宗邺认为,“汉距春秋甚近,汉人说《国语》是左丘明作的,当为可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上面诸位学者的说法。王树民认为:“《国语》和《左传》以不同的形式叙述了基本上同时期的史事,这一点很受世人的重视。自从《左传》为经学家所尊奉,于是《国语》也称为《春秋外传》,并说为左丘明所作,其说实无根据。”又说,“《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一时一人之手,这从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又说,“各篇的作者和全书的编者,现都已无从查考,也就不必强求了。”(见《史部要籍解题》)顾志华认为:“《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仅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八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也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已不能确定,大致是在战国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见《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国语》)

由于双方若要说服对方,都还必须更深入地考证左丘明的确切生活年代及事迹,还要更加详细地对比分析《左传》、《国语》在记载史事方面的异同,包括书法体例、语言风格、思想观点等等。探究《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成为史学界的一大难题,也将成为提高《左传》和《国语》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

孙武有没有写《孙子兵法》?

我国古代的军事文化十分灿烂,以《孙子兵法》为其杰出代表。《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通称《孙子》,为中外人士奉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这部经典的兵法著作为军事家的必读书,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位居首位。只有熟读《孙子》、考试合格的从军行武者才能被授武职。《孙子》传入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曾十分后悔没有早读此书,否则或许能免遭失败。今日经营工商企业的日本、西方企业家,常有使用《孙子兵法》而取得成功的。

然而对于吴国将军孙武到底是不是《孙子》的作者,却有一番争论。战国时《商君书》、《韩非子》等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

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世俗所称师旅,曾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也多有敌弗论。”他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此后千年之间,无人对《史记》之说提出怀疑。但到了宋代,又出现了疑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孙武其人?孙武真的写了《孙子》?

持怀疑观点的有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叶适的《习学纪言》等。怀疑者们认为:第一,他的名字和事迹有可能是司马迁的误闻或是杜撰,《左传》未提及;第二,一些孙武所处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名词、事件、状况出现在《孙子》中,例如春秋时代仅称大夫为“主”,臣僚以“主”称国君是三家分晋后的事,而《孙子》中称国君为“主”;第三,《史记》同时记载了齐将孙膑的事迹并有兵法理论,但并未专门说明有《孙膑兵法》,也许是太史公将一书误作二书,一人误作两人。因此,《孙子》或被说成是春秋、战国之时山村处士所写,或被认为是孙膑所撰,还有的说是秦汉时的人伪托。

但是,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严肃、认真的史家太史公在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翔实可靠,《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出古兵法有《齐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实无可疑。至于《左传》,本身也非完整之历史记录,也有可能出错,不能仅凭其中偶遗之记载即断定《史记》之文字为误谬。《孙子》原文定出自春秋之世,只是后代人在其中窜入了若干涉及后世名物之文字。先秦古籍常有此种现象,即便是《左传》本身,也不例外,《孙子兵法》核心内容的真实性、历史性和孙武的著作权不足以受到影响。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出土,为解决这番争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有可能揭开历史真相。因为已考订出墓葬年代是西汉初年,而且竹简《孙子兵法》恰好有十三篇,所以可以证明:第一,至少在西汉初年《孙子》已经存在,其篇目内容与今天基本一致,曹操整理《孙子》,并无大的改动。第二,确实有《孙膑兵法》这本书。第三,确有孙武、孙膑两人。第四,《孙子》并非孙膑著。第五,《史记》所记载史实基本可信。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作者之争应该暂停,孙武肯定是《孙子》的作者。

由于竹简本的可信度还是一个疑问,因此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也无法证明《孙子》从成书到竹简抄录时,其间有无重大修改。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就是孙武所作,因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解开《孙子》的作者之谜。

第二章秦汉秘史

第一节名人谜团

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而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猝然病逝。他死后发生一系列重要变故。这不禁让人们怀疑,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病死的,还是被谋杀的?如果是谋杀,那么又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谋杀威震四方的秦始皇呢?

关于秦始皇之死,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说他在第五次出巡时,途经平原津患病,之后扶病抵达沙丘平台一带,死在那里。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平时骄奢淫逸,纵欲无度,导致身体虚弱不堪,又加之出巡期间车马劳顿,以致一病不起。秦始皇死后,大家如临大敌,气氛一度很紧张。《史记》上说,丞相李斯恐宣布秦始皇的死讯会使天下有变,于是秘不发丧,把盛殓始皇帝遗体的棺木置于辊凉车中,让亲信宦官日夜守护,同时昼夜兼程赶回咸阳。每到一处,地方官要按例进膳。官员奏事时,李斯命宦者在车内应答。时值酷暑,尸体发臭,李斯命人在车帐中放入一石鲍鱼,来混淆尸体的臭味。直到巡游队伍进入咸阳,才正式发丧。这种种做法,无疑给秦始皇之死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后世历史学者通过分析《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等文章中关于秦始皇死亡的史料,指出秦始皇死得非常蹊跷,并非如人们所说的“病死于路上”。他们的理由是,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的某些封建帝王那样体弱多病。诸多秦汉史籍中,都未发现他患有暗病、宿疾的记载,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他的身体一向健壮。突出的事例是,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他遭遇荆轲行刺时,还能在惊慌中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而且没让荆轲追上。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是前210年,当时他才50岁,并不算衰老。况且,他在平原津得病之后,又坚持走了一百多里到达沙丘;即便在沙丘平台养病期间,还能口授给公子扶苏的诏书。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秦始皇思维清晰如故,根本不像患了什么致命的急病。最起码,他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所以,学者们有理由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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